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
水利部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22号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已经2004年10月10日水利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部长 汪恕诚
2004年11月30日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保护水资源，保障防洪和工程设施安全，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江河、湖泊（含运河、渠道、水库等水域，下同）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以及对排污口使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前款所称排污口，包括直接或者通过沟、渠、管道等设施向江河、湖泊排放污水的排污口，以下统称入河排污口；新建，是指入河排污口的首次建造或者使用，以及对原来不具有排污功能或者已废弃的排污口的使用；改建，是指已有入河排污口的排放位置、排放方式等事项的重大改变；扩大，是指已有入河排污口排污能力的提高。入河排污口的新建、改建和扩大，以下统称入河排污口设置。
第三条 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应当符合水功能区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防洪规划的要求。
第四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权限负责入河排污口设置和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可以委托下级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管理单位对其管理权限内的入河排污口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第五条 依法应当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照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管理权限审批；依法不需要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 除下列情况外，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入河排污口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一）在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的河道（河段）、湖泊上设置入河排污口的，由该流域管理机构负责审批；
（二）设置入河排污口需要同时办理取水许可手续的，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照取水许可管理权限审批；
（三）设置入河排污口不需要办理取水许可手续,但是按规定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与负责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同级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需要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其入河排污口设置由所在流域的流域管理机构审批。
第六条 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单位（下称排污单位），应当在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之前，向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
依法需要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或者取水许可审批手续的，排污单位应当根据具体要求，分别在提出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申请或者取水许可申请的同时，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
依法不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以及依法不需要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和取水许可手续的，排污单位应当在设置入河排污口前，向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提出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
第七条 设置入河排污口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
（二）建设项目依据文件；
（三）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四）其他应当提交的有关文件。
设置入河排污口对水功能区影响明显轻微的，经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可以不编制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只提交设置入河排污口对水功能区影响的简要分析材料。
第八条 设置入河排污口依法应当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排污单位提交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建设申请中应当包含入河排污口设置的有关内容，不再单独提交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
设置入河排污口需要同时办理取水许可和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的，排污单位提交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中应当包含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的有关内容，不再单独提交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第九条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域水质、接纳污水及取水现状；
（二）入河排污口位置、排放方式；
（三）入河污水所含主要污染物种类及其排放浓度和总量；
（四）水域水质保护要求，入河污水对水域水质和水功能区的影响；
（五）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的影响；
（六）水质保护措施及效果分析；
（七）论证结论。
设置入河排污口依法应当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就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进行论证。
第十条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应当委托具有以下资质之一的单位编制：
（一）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资质；
（二）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业务范围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
第十一条 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应当予以受理。
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排污单位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受理；逾期不告知补正内容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受理或者不受理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应当出具加盖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十二条 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定。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应当予以公告，公众有权查询；不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排污单位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于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还应当将有关决定抄送负责该报告书（表）审批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对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组织专家评审，并将所需时间告知排污单位。
入河排污口设置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排污单位、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入河排污口的设置需要听证或者应当听证的，依法举行听证。
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作出决定前，应当征求入河排污口所在地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本条第二款规定的专家评审和第四款规定的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将所需时间告知排污单位。
第十三条 设置入河排污口依法应当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在对该工程建设申请和工程建设对防洪的影响评价进行审查的同时，还应当对入河排污口设置及其论证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就入河排污口设置对防洪和水资源保护的影响一并出具审查意见。
设置入河排污口需要同时办理取水许可和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的，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就取水许可和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一并出具审查意见。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
（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削减排污总量的水域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三）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能使水域水质达不到水功能区要求的；
（四）入河排污口设置直接影响合法取水户用水安全的；
（五）入河排污口设置不符合防洪要求的；
（六）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
（七）其他不符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
第十五条 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决定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入河排污口设置地点、排污方式和对排污口门的要求；
（二）特别情况下对排污的限制；
（三）水资源保护措施要求；
（四）对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投入使用前的验收要求；
（五）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十六条 发生严重干旱或者水质严重恶化等紧急情况时，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人民政府，由其对排污单位提出限制排污要求。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施行前已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单位，应当在本办法施行后到入河排污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所属管理单位进行入河排污口登记，由其汇总并逐级报送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现状情况进行调查，并提出整治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管辖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建立档案制度和统计制度。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入河排污口设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文件、证照和资料。
监督检查机关有为被检查单位保守技术和商业秘密的义务。
第二十一条 未经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同意，擅自在江河、湖泊设置入河排污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追究法律责任。
虽经审查同意，但未按要求设置入河排污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八条追究法律责任。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以及已设排污口不依照整治方案限期拆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入河排污口设置和使用的监督管理，本办法有规定的，依照本办法执行；本办法未规定，需要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依照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和入河排污口登记表等文书格式，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第二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国际货物买卖中的解除合同权
史晓丽
国际货物买卖是现代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规范其进行，各国相继立法，如《美国统一商法典》、《英国货物买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此外，还有联合国1980年通过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现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多个国家加入)、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于1994年5月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为保证国际货物买卖的完成，违约补救措施一直是国内及国际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解除合同又是后果更为严重的补救措施。因此，正确及时行使解除合同权至关重要。
解除合同权的含义和条件
“解除合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采用的法律术语。《合同法》第91条将合同解除作为合同权利与义务终止的若干情形之一予以肯定，并在94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享有解除合同权：“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的合同目的；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它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此外，《合同法》第93、95、至97条对解除合同问题还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以上可知，《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权”是指合同订立后但尚未履行或全部履行完毕前，由于出现了法律规定或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一方当事人可作出单方意思表示而使合同效力提前终止，未履行部分不再履行的权利。其特征如下：解除合同权是单方权利和法律行为，只要具备或出现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条件，一方即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而不需另一方同意或与另一方协商；解除合同权在合同订立后但尚未履行或完全履行完毕前采用；解除合同权必须在具备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条件时方可行使；一方行使解除合同权必须以向另一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为前提。此外，中国法律法规还规定，由国家批准成立的合同，其解除仍应报原批准机关备案。解除合同权的上述特点使解除合同有别于终止合同。解除合同只是可以终止合同的情形之一，而且，终止合同并不一概需要给予通知，也不一概涉及任何单方权利。
联合国1980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未使用“解除合同”这一术语，而是使用了“宣告合同无效”(Declarethecontractavoided)。《公约》中的“宣告合同无效”与中国法律中的宣告合同无效不同。后者是指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不符合法律要求或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合同，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确认其从订立时起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如是一方过错造成，由过错一方对另一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如双方均有过错，则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公约》对“宣告合同无效”一词未作明确解释，而是列举了买卖双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形以及“宣告合同无效”的后果。其特点如下：1“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各方合同义务(第81条)；2“宣告合同无效”仅限于合同一方根本违反合同或违约方在宽限期内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或声明将不在宽限期内履行合同义务(第49、64条)时采用；3“宣告合同无效”必须以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方始生效(第26条)；4“宣告合同无效”是卖方或买方可单方行使的权利(第49、64条)；5“宣告合同无效”权必须在规定时间或条件行使，否则将丧失。从上看出，《公约》中的“宣告合同无效”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违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另一方有权通知违约方解除各方合同义务的行为。它与中国《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并没完全相同。前者只限于违约达到一定程度时采用，并只是一种违约补救措施。而后者的采用条件除违约外，还包括不可抗力及各方约定的条件，而且，解除合同也不单是违约补救措施。由此看来，我国“解除合同”的条件比《公约》中的“宣告合同无效”的条件广泛，不能简单将两者划等号。此外，《公约》也使用了“终止”(Termination)合同这一术语，该术语主要是指各方协议或合意终止的情况，与“宣告合同无效”不同。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律文件以及作为国内和国际立法的范本，它虽不是国际公约，也不具强制性，但它可供合同当事人自由选用。《通则》既使用了“宣告合同无效”一词，又使用了“终止合同”一词，并在第3.5条至3.18条对“宣告合同无效”的条件、通知、权利丧失与损害赔偿的关系等作了详细规定。《通则》所述“宣告合同无效”(Avoidthecontract)具有如下内容和特点：1“宣告合同无效”是合同当事人单方可行使的权利；2一方当事人可因重大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错误是指在合同订立时对已存事实或法律所做的不正确假设。重大错误则是指错误在订立合同时如此之重大，以至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处在与犯错误当事人相同情况下，如知道事实真实，就会按实质不同的条款订立合同或根本不会订立合同，并且(a)另一方当事人犯了相同错误或造成此错误，或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该错误，但却有悖于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使错误方一直处于错误状态之中；或者(b)在“宣告合同无效”时，一方当事人尚未依其对合同的依赖行事。但在下列情况下，一方当事人不能“宣告合同无效”；(a)该当事人由于重大疏忽而犯此错误；或者(b)错误与某事实相关联，而对该事实发生错误的风险已被设想到，或考虑到相关情况，该错误的风险应由错误方承担；3如合同订立基于一方当事人欺诈性陈述包括欺诈性语言、做法，或依据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该当事人对应予披露的情况欺诈性的未予披露，另一方可“宣告合同无效”；4如合同的订立是因一方当事人的不正当胁迫，而且在考虑到各种情况下，该胁迫如此紧迫，严重到足以使另一方无其它合理选择时，另一方可“宣告合同无效”；5如合同订立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的对一方当事人过份有利，则另一方可宣告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无效。除其它因素外尚应考虑下列事项：(a)该方当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的依赖、经济困境或紧急需要，或不公平的利用了对方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和缺乏谈判技巧的事实，以及(b)合同性质和目的。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的请求或收到宣告合同无效通知一方的请求，法庭可修改合同或个别条款；6一方必须通过向另一方发出通知行使其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并应在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已知或不可能不知道有关事实或在其可自由行事后的合理时间内作出。如在发出宣告合同无效通知后又明示或默示的确认合同，则不得再宣告合同无效。如一方当事人有权因错误宣告合同无效，而另一方声明他将愿意按或已按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对合同的理解履行合同，则该合同应视为按该方的理解已经订立。该另一方在收到有权宣告合同无效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方式的通知后，而且在该方当事人依据宣告合同无效通知行事之前，必须立即作出此声明或进行此履行。在作出此声明或履行后，宣告合同无效权即丧失，任何以前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均失效；7宣告合同无效具有追溯力。宣告合同无效后，任何一方可要求返还其依据已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提供的一切，只要该方当事人也同时返还其依据已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得的一切，或虽不能返还实物，但对其所得之物给予补偿；8无论是否宣告合同无效，已知或理应知道合同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使另一方处于如同其未订立合同地位。从上可见，《通则》所述“宣告合同无效”与《公约》所述“宣告合同无效”以及《合同法》所述“解除合同”在条件与后果方面区别较大。《通则》所述“宣告合同无效”与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无效与撤销的规定在条件与后果方面较为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撤销的涉外经济合同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如果被确认全部无效，则全部合同无效。合同部分条款无效，如果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通则》所述“终止合同”(Terminatethecontract)有如下内容和特点：1终止合同权是合同当事人单方可行使的权利；2如一方未履行其合同义务构成对合同的根本不履行，另一方可终止合同。在延迟履行的情况下，只要另一方当事人未在允许的额外期限届满前履行合同，受损害方也可终止合同；3如在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日之前，该方根本不履行其合同义务的事实是明显的，另一方可终止合同；4合同的终止解除双方当事人履行和接受未来履行义务，但并不排除对不履行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合同终止不影响合同中关于争议解决的任何规定；5合同终止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主张返还其所提供的一切，只要该方同时也返还他所得到一切。如实物返还不可能或不适当，只要合理，应以金钱补偿。从上可知，《通则》对“终止合同”的规定与《公约》中的“宣告合同无效”非常相似，而与《合同法》中的“终止合同”截然不同。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我国《合同法》有关“解除合同”的规定与《公约》、《通则》的相关规定在法律用语、内容等方面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当合同一方违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另一方有权向违约方发出通知，消灭合同法律效力，未履行部分不再履行。
因违约而解除合同
虽然守约方通过行使解除合同权可迅速摆脱困境，避免或减少因对方违约造成的损失，但由于它是一种最为严厉的补救措施，必须防止或减少这种权利的滥用，特别是要防止买方或卖方在面临市场价格跌涨时，当一方稍有违约即行使解约权的情况，以维护合同严肃性及交易正常程序。为此，各国国内法及国际立法对合同当事人单方解约权的行使做了种种限制。
1?因违约而解除合同的条件
《合同法》第94条第2至4项明确规定了何种违约情形可以解除合同(参见本文前部)，但对何谓“合理期限”及“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未作明确定义。
《公约》第49条以及第64条则分别规定了买方和卖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条件。买方可在下列情况下宣告合同无效：1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公约中的任何义务，等于根本违反合同；2如卖方不交货，在买方给予的额外时间内也未交货，或卖方声明他将不在所规定时间内交货。卖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形如下：1买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公约中的任何义务，等于根本违反合同；2买方不在卖方规定额外时间内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或收取货物，或买方声明他将不在规定时间内这样做。此外，第72条、73条还分别规定了预期违反合同和分批交货合同下的宣告合同无效权的行使，这样规定，可以使守约方避免或减少损失，而不必等到实际违约发生时再行使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第72条规定：“如在履行合同日前，明显看出一方当事人将根本违反合同，另一方可宣告合同无效。”第73条规定：“1对于分批交货合同，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对任何一批货物的义务，便对该批货物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另一方可宣告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2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对任何一批货物的义务，使另一方有充分理由断定今后各批货物将会发生根本违反合同，该另一方可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宣告合同今后无效；3买方宣告合同对任何一批货物的交付为无效时，可同时宣告合同对已交付或今后交付的各批货物均为无效，如各批货物相互依存，不能单独用于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设想的目的。”
根据以上规定，在因违约而产生的解约权条件方面，《公约》与《合同法》的规定基本相同，而且更为具体和完善。所不同的是，《公约》使用了“根本违反合同”这一法律术语来确定严重违约，并对“根本违反合同”作如下定义：“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第25条)。该定义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对《公约》草案进行充分讨论并吸收各国法律一般规定(即违约必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方可解除合同)的基础上形成，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立法实践，易于被多数国家接受和采纳。同时，《公约》还将违约后果限定于违约方预知和通情达理的第三方也有理由预知者，如违约方并不预知或通情达理的第三方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违约后果，则不构成根本违反合同。至于违约后果以及是否预知违约后果则分别由受损害方和违约方举证。尽管《公约》上述规定比较客观，但有些方面不尽完善和可行：1有些规定过于笼统，难以操作。如(a)《公约》未明确规定何为“根据合同有权得到的东西”，这样就需由受损害方或法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在卖方交货不合规定(如交单不符、品质或数量不符、货物存有第三人的权利请求等)、逾期交货、买方迟延支付价款或受领货物情况下的根本违反合同的判断，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单据性质及作用、不符点多少与影响、违约是否具欺诈性、交货时间是否为合同主要要素或直接影响买方利益的获得、迟延支付价款或受领货物造成的影响等等；(b)《公约》未明确规定违约方在何时“预知”损害结果才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是订立合同时还是违约时?本文认为，应以违约方违约时或准备违约时的预知为准比较现实。如以订约时为准，则很可能出现订约时预知将来违约不会发生严重后果，而违约即将发生时却可预知违约将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如此使受损害方失去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对受损方不公平；2《公约》虽客观的规定以一个同等资格并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根本违约作为判断违约方是否预知的标准，但是何为“同等资格并通情达理的人”并未明确规定。实践中，同等资格的人通常是指在业务、资历、经验等方面相同或相当的人。通情达理的人则是指在智力、品格行为及信誉方面较佳并采取合作态度的人。在确定一个同等资格并通情达理的人在相同情况下应有的理解时，还应考虑与事实有关的一切情况，包括谈判情形、习惯做法。总之，判断一个同等资格并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根本违约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并综合考虑的问题，以此作为对比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合理和相当，本文认为，只要违约后果实际上剥夺了另一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得到的东西，即可认定根本违约，而不必考虑违约方是否预知，否则会过多保护违约方，或被违约方用作减轻责任的借口。同时也会给守约方增加判断上的负担与困难，影响守约方及时行使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然而，尽管《公约》在“根本违反合同”方面的规定不够完善，但毕竟它代表了各国在因违约而解除合同条件方面的共性，而且简单扼要。
《公约》有关宽限期的规定，仅限于在卖方不交货或买方不支付价款或不受领货物时所给予的宽限期，除此之外的其它违约即使也给予宽限期，但并没有使守约方产生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这种规定反映了《公约》从严控制行使宣告合同无效权，防止合同当事人在发生任何违约情况下，不问违约后果而利用宽限期的规定轻易宣告合同无效，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但是本文认为，如果守约方对违约方除不交货或不支付价款，或不受领货物之外的违约行为给予多次宽限期，而违约方仍不履行进而严重影响合同另一方或守约方利益时，守约方仍有权宣告解除合同。此外，《公约》并没有规定违约方在宽限期交了货但货不符合合同时，守约方是否有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本文认为，只要这种不符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即有权宣告解除合同。总之，《公约》有关宽限期的规定是在考虑了国际货物买卖各方身处异地以及环节多、风险大等因素的基础上作出的，有利于维护合同的严肃性。《通则》虽也以严重违反合同及宽限期内不履行作为“终止合同”的先决条件，但又有如下不同：1以“根本不履行”(afundamentalnon－performance)为标准。如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合同义务构成对合同的根本不履行时，另一方可终止履行合同。至于何为“根本不履行”无明确定义，而是列举了在确定不履行义务是否构成根本不履行时应特别考虑的情况：“(a)不履行是否实质性的剥夺了受损害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利益，除非另一方并未预知也不可能合理的预见到此结果；(b)对未履行义务的严格遵守是否为合同项下的实质内容；(c)不履行是有意所致还是疏忽所致；(d)不履行是否使受损害方有理由相信，他不能依赖另一方的未来履行；(e)若合同终止，不履行方是否因已准备或已履行而蒙受不相称的损失。”那么，何谓“不履行”?《通则》第7.11条规定：“不履行系指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包括瑕疵履行或迟延履行”。也就是说“不履行”包括了不能完全履行以及部分履行和履行不合规定。根据“根本不履行”的判断标准，“根本不履行”比《公约》中的“根本违约”的规定更为全面和具体；2《通则》有关宽限期的规定仅限于迟延履行，而不论是否为根本性的延误履行。即在无论是否根本性迟延履行时，在延长期内合同如没有得到完全履行，在延长期届满或结束之时，终止合同的权利产生。
2?因违约而产生之解除合同权的丧失
各国及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不仅严格限定解除合同权的行使条件，同时还规定了丧失解除合同权的各种情况。
《公约》第49条规定，如卖方已交货，买方就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a)对于迟延交货，他在知道交货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b)对迟延交货以外的任何违反合同：1他在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约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或2他在买方规定的任何额外时间期满后，或在卖方声明他将不在这一额外时间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或3他在卖方指明的任何额外时间期满后，或在买方声明他将不接受卖方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第64条还规定了卖方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权利的前提条件，即买方已支付价款。但是下列情况除外：(a)对于买方迟延履行义务，他在知道买方履行义务前这样做；或(b)对买方迟延履行义务以外的任何违约：1他在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约后一段时间内这样做；或2他在卖方规定的任何额外时间期满后或在买方声明他将不在这一额外时间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依上述规定，《公约》将是否在“合理时间”内行使宣告合同无效权利作为判断宣告合同无效权是否丧失的标准。至于何为“合理时间”没有明确，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外，《公约》第82条还规定，买方如不可能按实际收到的货物原状归还货物，即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但下列情况除外：不能归还不是买方行为或不行为造成；货物毁灭或变坏是由于买方检验所致；货物在买方发现或理应发现与合同不符以前已为买方在正常营业中售出或在正常使用中消费或改变。《公约》有关上述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权的规定是合理可行的，既防止了无限度的使用这一权利，又适当保护了违约方利益。如卖方已交付货物后再解除合同则意味着退货，这样将使买卖双方陷于困境，需另行处理被退回货物或想办法退货，而货物交付后很难保证原状返还。需注意的是，《公约》所言卖方已交货或买方已付款是指交付全部货物或支付全部货款。
《通则》对“终止合同”权的丧失作了如下规定：“若属迟延履行或履行与合同不符，受损害方当事人将丧失终止合同的权利，除非他在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该延迟履行或该不符履行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另一方当事人。”《通则》虽采用了“合理时间”这一概念，但也并没有作出解释。而且《通则》规定的导致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权的条件与《公约》规定不同，例如，《通则》规定，即使不能返还实物，可以金钱补偿并宣告合同无效。本文认为，《公约》在这方面的规定要比《通则》的规定更为合理并切合实际。
《合同法》对解除合同权的丧失有相应规定，但也只是从行使期限方面加以规定，不如《公约》和《通则》详细。
通过以上对解除合同权含义、条件以及因违约而产生解除合同权问题的比较分析，总体而言，《公约》与《通则》的规定既有共性，又有特色，具有可操作性。相比之下，我国《合同法》有关解除合同的规定仍然不够完善，不便执行，应予以补充和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