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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善意非直接由所有人手中取得之所有权应否保护的问题的复函

1951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
你院法总字第1928号函收悉。关于善意非直接由所有人手中取得之所有权应否保护的问题，兹函复如下：
财物所有人遗失财物或被盗窃，并不影响其所有权，与汉奸出卖房产已转移其所有权的情形不同。来文中第二种意见比较妥当。因甲的猪是由于乙的窃取，再转手出售于丁，甲尚未失所有权；故虽丁是不知情的第三人，甲对丁买得的猪仍有请求返还之权。
再据来文，乙丙本不相识，丙亦不知乙是小偷，但当乙把三只猪在大雨中赶至非集市的某镇急于出售时，丙何以不问其来历是否清楚，就本于助人成事的精神介绍出卖，并用自己的图章代乙出具售货单？这些情节，很有可疑。依照来文所述情形，丙就不能不对丁负责；故丁一面对甲有返还失猪的义务，一面可按买猪时的具体情况，向丙给予补偿。只有这样可以教育社会上作不负责任的证明而消灭或减少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同时还可揭发乙丙间以至乙、丙、丁可能发生的暖昧情节。

附：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关于善意非直接由所有人手中取得之所有权应否保护的请示 法总发字第1928号
最高人民法院：
城市某甲自己所养之三只肥猪，为小偷乙窃走，赶至某镇（非集市）在出卖时适逢大雨乙乃央请某丙帮忙介绍卖出，乙丙本不相识，并且丙也不知乙是一个小偷，遂以助人成事的精神，介绍卖与丁（价格相当一般市价）并以自己的图章代乙出具售货单一纸交与丁。及至卖出后第二日，甲追至丁处发现自己被窃去的猪（已杀一只）乃要求返还。
对该案处理上，我院有两个不同的意见，即：（一）依最高人民法院对上海市人民法院“关于处理不知情的第三人买得的汉奸房产应否没收的问题”的复信（载“法院工作通讯”第三期）中规定，对善意第三人所获得之产权，应认为合法有效的精神，本案某丁既系不知情的第三人，其所取得之所有权，自应认为合法有效予以保护；（二）但参考苏联民法典（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第六○条前段规定，善意非直接由所有人取得财产者，原所有人仅于此项财产系经其（所有人）遗失或被盗窃时，始有权要求返还的精神，该案某甲之猪既系因小偷乙之窃盗而遗失的。甲则有向丁要求返还之权。以上究以何者为当，又该案究应如何处理，特请予以解释并望指示。
1951年9月29日


内容摘要：修改后新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更明确的监督职能。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不仅承担着具体的诉讼职责，还负责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次刑诉法修改对于作为检察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警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进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新要求，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积极应对，是各级警务部门应当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刑诉法修改带来的挑战、影响、及对策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的决定，此次修改对检察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更对作为检察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警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积极应对，是各级警务部门应当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笔者正是基于此，探讨刑诉法修改对司法警察工作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法警工作的内容及影响

此次新刑诉法虽未明确涉及司法警察，但对司法警察工作有影响的约10条左右，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规定，增加此规定，这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一大步。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司法警察在配合和参与侦查人员取证时不能强迫或变相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这也就进一步要求司法警察文明执法能力要加强，不能过于依赖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知侦查信息。

二、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明确写进了新刑诉法，在这次修改中，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此规定强调侦查部门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必须合法，否则将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司法警察在履职过程，全程参与侦查人员的执法办案，更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同时，也对我们司法警察配合和监督侦查人员侦查取证活动的合法性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新刑诉法将传唤、拘传时间有条件的延长至二十四小时，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这条新增加的规定对于一部分案件的突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实践中，不少职务犯罪案件案情复杂或证据一时难以获取，在十二小时以内无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新刑法将一些类型的案件传唤、拘传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为侦查机关查明事实、审查证据和作出决定给予了更多的空间。但同时随着时间的延长，难保犯罪嫌疑人不出现过激行为，很容易出现意外，这无疑将加大司法警察的看管难度。

四、增加了司法警察出庭作证或说明情况的情形，修改后的刑诉法，多处增加了人民法院要求有关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情形，司法警察作为查办自侦案件的参与人，特别是在执行看管、搜查、调查取证等任务时，往往都是现场的目击证人，在开庭审理案件时，就有可能作为证人被要求出庭作证法警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五、修改后的刑诉法增加了对证人保护的五条措施，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根据目前司法机关的实际情况,由人民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承担起保护证人的职责,具有一定的法理基础和实际可操作性，可能会大大增加司法警察工作的任务量。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法警工作面临的挑战和要求

本次刑诉法修改在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同时，对检察机关规范行使法律监督权、加强自身内部监督制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刑诉法的修改对司法警察工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和要求：

（一）行使职权范围进一步扩大。修改后刑诉法使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将案情特别重大、复杂案件的传唤时间、拘传时间，延长至24小时；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适用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将技术侦查手段赋予检察机关；维持了“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的规定；刑诉法第130条对人身检查做出详细规定。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又强化了公安机关的职权，人民警察行使职权也得到了加强。作为人民警察的一个独立警种，司法警察有可能会随之扩大职权影响，目前还未有定论，但为司法警察正确依法履职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和法律依据。

（二）履行监督职责进一步明确。《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区设置和使用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司法警察应当对办案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或者其他涉案人员实施监督，对办案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应当及时提醒或者制止，必要时可以向分管检察长报告。”而此次刑诉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有多项保障性规定，第54条、第55条、第56条增加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要求司法警察在行使职权时要充分树立尊重人权的意识，自觉树立理性、规范、平和、文明的执法理念，担负起正确依法履职重任，主动履行监督职责，并对检察官的侦查取证活动进行监督，防止检察官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发生刑讯逼供，体罚证人、嫌疑人、超时限办案、或者检察官办人情案、关系案等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

（三）办案安全重任进一步突显。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决定采取技侦手段的权力，修改了侦查程序，完善各项侦查手段，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增强侦查讯问程序的规范性，严防刑讯逼供。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时间，新设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增加了询问证人的地点要求，扩充了查封、冻结、扣押的对象范围，进一步延伸了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职责。高检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办案安全防范工作的意见》要求，凡是应由司法警察履行的职责均应由司法警察执行，如传唤、拘传、提押、看管等工作，同时对司法警察围绕检察工作大局，突出参与、配合、服务、保障办案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法警严格遵守工作纪律，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确保办案不发生任何事故。

三、法警工作应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对策

（一）积极服务自侦办案工作

应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笔者认为司法警察主要履行好提押、看管、监视居住三项职责。

一是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91条增加了拘留、逮捕后，应立即将被拘留人、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这种修改的目的，一方面杜绝了侦查机关变相超期羁押的现象，减少了犯罪人最后被实际羁押的时间。另一方面突出保障办案安全，减少办案安全事故的发生。基于这两点修改意图，相应地就对法警押解工作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检察机关内部实行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制度下，要求法警在检察机关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时间将被逮捕人送往看守所羁押，司法警察部门就必须时刻处于待警状态，随时出警执行相关强制措施。

二是刑事诉讼法第117条第2款延长了传唤、拘传持续时间。作为自侦案件中传唤、拘传工作的执行者和传唤、拘传到案后看管工作的执行者，司法警察的工作时间、工作强度明显加大。在此过程中，为坚决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等办案安全事故发生，要求司法警察部门在警力分配、责任机制、防范预案上下大功夫加以应对，切实防范办案安全事故发生。

三是修改后刑诉法维持了“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条款。从司法实践中来看，由于公安机关警力有限、检察机关办案需要等原因，在检察机关决定监视居住的，由公安机关执行显然有些不妥。如果让检察机关中的司法警察担当起执行监视居住的重任，不失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实践。从工作实际中，笔者认为监视居住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施：一是检察机关应派出一至两名司法警察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监视居住；二是直接由检察机关制定方案，由司法警察执行监视居住。这也要求了司法警察在配合自侦办案过程中要力求了解案情全部以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详细信息，并在监视居住过程中过好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案，保证监视居住行之有效。

（二）积极参与自侦办案工作

针对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几个方面的新要求，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探索司法警察参与自侦案件侦查工作。

一是可以探索赋予司法警察部分侦查权。刑诉法第130条对人身检查做出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对人身检查的主体笼统地规定为“侦查人员”。在现有的刑事诉讼框架内，检察官扮演了自侦案件侦查人员的角色，承担着与公安机关类似的侦查职责，显而易见，这样专业的侦查手段由检察官来运用是不现实的。检察官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主体，一般上并不具备专业的侦查技能，并且其精力有限，应该保证检察官将精力集中在案件侦破策略制定和法律运用上。而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检查这一任务由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承担，既是人民警察的职业性质所决定，更是当前检察工作的现实需要，更有利于发挥司法警察的职能作用。

二是可以探索实行“检领警办”侦查机制。近年来，我院法警部门在不断总结完善“一事一派警”、“一案一派警”、“检警一体化”履职方式的基础上，推出了“检领警办” 侦查办案新机制。 所谓“检领警办”就是：在协助侦查过程中， 司法警察不仅要熟悉自己的职责和技能，又要懂得案件侦查的程序和方法；案件侦查、决策、人员组织、指挥等由主办检察官负责，检察官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侦查方向，研究案件的突破和质量把关上；司法警察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履行职责，协助收集调取证据，查找犯罪嫌疑人和涉案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参与讯问、询问、执行传唤、搜查、看管、提押、配合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措施等，确保检察官集中精力突破案件，保障办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