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中国政府 比利时王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０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政府，为了便利中国人民和比利时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航空运输方面的相互关系，根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原则，就建立和经营两国领土间及其以远地区的定期航班，协议如下：
第一条 在本协定中：
（一）“航空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比利时王国方面指民用航空局，或双方均指被授权执行上述当局目前行使职能的任何当局或机构；
（二）“指定空运企业”，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规定经指定和获得许可的空运企业；
（三）“航班”，指以飞机从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公共运输的任何定期航班；
（四）“国际航班”，指经过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上空的航班；
（五）“空运企业”，指经营国际航班的任何航空运输企业；
（六）“非运输业务性经停”，指目的不在于上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技术性降停；
（七）“运价规章”，指为运输旅客、行李和货物所支付的价格以及采用这些价格的条件，包括代理和提供其他附属服务的价格和条件，但不包括运输邮件的报酬和条件。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在本协定附件所规定的航线（以下称为“规定航线”）上建立和经营定期航班（以下称为“协议航班”）的权利，以载运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二、在不违反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应享有下列权利：
（一）在上述指定空运企业的季节性飞行时刻表经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同意后，沿该当局规定的航路，不降停飞越缔约另一方领土；
（二）经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同意，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作非运输业务性经停；
（三）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经停，以便上下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但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与以远点之间载运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的权利，在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均延伸至各自规定航线上上述以远点任何一点时方能行使。
三、缔约一方应将其指定空运企业开始飞行协议航班的日期，至少提前六十天通知缔约另一方。
第三条
一、缔约一方有权通过向缔约另一方递交外交照会指定一家空运企业，在本协定附件规定的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应属于该缔约方或其公民。
三、在不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另一方在收到上述指定后，应立即给予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以合适的经营许可。
第四条
一、在下列情况下，缔约一方有权取消已给予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经营许可，或暂停该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权利，或对行使这些权利规定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如它对该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属于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或其公民的情况有疑义；或
（二）如该空运企业不遵守授权缔约方的法律或规定；或
（三）如该空运企业在其他方面没有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件经营。
二、除非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取消、暂停或规定条件必须立即执行，以防止进一步违反法律或规定，这种权利只能在与缔约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
第五条 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领土和在其领土内停留、航行的法律和规定，以及关于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进出其国境和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律和规定，均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空勤组和所载运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缔约一方应及时向缔约另一方提供有关的法律和规定的资料。
第六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及其留置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油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时，缔约另一方应在互惠基础上豁免任何关税、检验费和其它税捐。上述物品，经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方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规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为其飞机加注和配备供经营规定航线使用的燃料、油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缔约另一方应在互惠基础上豁免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税捐。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纯供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使用的机上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油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缔约另一方亦应在互惠基础上豁免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税捐。
四、本条第一款所述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的物品以及本条第三款所述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物品，应由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监管，并按该海关当局的规定缴纳保管费用。上述物品不得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转售或移作他用，直至重新运出或根据上述海关当局规定另作处理。
第七条
一、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指定供经营规定航线所使用的机场和备降机场，并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具体办法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方的机场、设备和技术服务，应按照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规定的公平合理的费率付费。
第八条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应享有公平合理的机会。
二、与经营规定航线有关的班次、机型、飞行时刻以及销售代理和地面服务事项，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商确定。按此协议的班次、机型和飞行时刻应经缔约双方各自航空当局的同意。
三、在经营协议航班时，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考虑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或其航段上所提供的航班。
四、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与公众对规定航线上的运输需要保持密切的关系，其主要目的应是按合理的载运比率提供足够的运力，以满足当前和合理地预计到的、由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内始发或以该领土为终点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的运输要求。对在第三国领土内规定航线上地点上下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应按运力须与下列各点相联系的总原则，予以载运：
（一）来自和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的业务需要；
（二）在考虑到协议航班所经地区国家的空运企业所建立的其他航班后，该地区的业务需要；
（三）联程航班经营的需要。
第九条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缔约双方领土间所采用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考虑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的利润和其他空运企业的运价。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运价，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议。
三、按此协议的运价至少应在其拟议实行六十天以前提交缔约双方各自航空当局同意。
在特殊情况下，经上述当局协议，这一时限可予缩短。
四、如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未能根据本条第二款规定就运价达成协议，或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对根据第二款规定所协议的运价，向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发出异议通知，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相互商议，确定运价。
五、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未能就根据本条第三款规定向其提交的任何运价，或根据本条第四款就运价的确定达成协议，此项分歧应按照本协定第十五条规定予以解决。
六、在新运价制定以前，根据本条各项规定制定的运价仍应有效。
第十条
一、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经营国际航空运输所得的收入和收益，同意豁免一切税收。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经营国际运输所得的收支余额，缔约另一方应准予按正式比价结汇。
如缔约双方间的支付按一项特别协定进行，则应按这项协定办理。
第十一条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按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的要求，向后者提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协议航班上所载来自或前往缔约另一方领土的业务统计。
第十二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了经营规定航线，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的通航地点设立代表机构。代表机构的人员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比利时王国公民，其人数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并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同意。代表机构人员必须遵守驻在国的现行法律和规章。
二、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和工作人员提供协助和便利并保护其安全。
三、缔约一方应保护在其领土内的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经营协议航班所用的飞机、器材和其他财产的安全。
第十三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应具有该缔约方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并携带下列证件：
（一）登记证，
（二）适航证，
（三）航行记录表，
（四）机上无线电台执照，
（五）空勤组成员的执照或证件，
（六）如载有旅客，注明起讫地点的旅客名单，
（七）如载有货物和邮件，货物和邮件舱单，
（八）总申报单。
缔约一方颁发的上述有效证件和执照，缔约另一方应予承认。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空勤组成员，应为该缔约方公民。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需要雇佣其他国籍的空勤组成员飞行规定航线，应经缔约另一方同意。
第十四条
一、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事故，缔约另一方应指示其有关当局立即将事故详细情况通知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并应对上述飞机上的空勤组和旅客提供必要的援助。
二、如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或重伤、或对飞机造成严重损坏，缔约另一方应指示其有关当局进一步采取下列措施：
（一）立即进行寻找和营救；
（二）保护证据并确保该飞机及其装载物的安全；
（三）调查事故情况；
（四）允许缔约一方的代表接近飞机，并参加对事故的调查；
（五）如调查中不再需要该飞机及其装载物，应立即予以放行；
（六）将调查结果书面通知缔约一方航空当局。
有关上述调查活动的正常费用由境内发生事故的缔约方负担。
第十五条 缔约双方应本着密切合作、互相支持的精神，保证本协定正确实施。如对本协定的解释或实施发生分歧，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应本着友好合作、互相谅解的精神直接协商解决。如不能达成协议，应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商解决。如仍不能达成协议，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六条 缔约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规定，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此项协商应于缔约另一方接到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
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修改或补充，经缔约双方以换文确认后生效。
第十七条 本协定的附件和有关换文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第十八条 缔约一方可随时将终止本协定的意愿通知缔约另一方。本协定在缔约另一方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终止，如在期满前，缔约一方提出撤销上述通知，并取得缔约另一方同意后，则本协定继续有效。
第十九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附件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比 利 时 王 国
政府代表 政府代表
乔 冠 华 雷纳特·范埃尔斯兰德
（签字） （签字）
约因制度：诚信原则的法律实现程式
诚信是美德，是现代社会的立法旨趣之一。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章第3、4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字字如珠清晰明了。法律已明文规定了以“诚实信用”作为法律原则并严格要求“不得侵犯”，却为何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屡屡感到诚信危机，在学界又引起如此激烈的诚信大讨论运动呢？“诚信”在法律层面上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又应通过什么样的法律实现程式才能将之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西方契约文明较为成熟，其约因制度也许是可借鉴的思路之一。本文正是从普通法法系中的“约因制度”入手，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寻求“诚信原则”的法律实现程式，抛砖引玉，以与各位同仁商榷。
一、 关于“诚信”
“诚信”这一语词，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应该算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哪怕是在日常的育儿经中，我们也常可听到父母会不自觉地以“诚信做人，踏实做事”等古训来教导儿女如何待人做事，我们甚至把“诚信”囫囵吞枣地接受为一个不必细晰、不证自明的“公理”，故而对它的传统内涵、现代含义、法律语境中的意义这三者的不同却鲜去深究。其实这三者貌似一致实则相去甚远，这里作个简要分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者即“信”，“信”求于人，“诚”本于天。诚信合一，实为本我一统，天人合一。回顾一下中国法律思想史就不难证明这个问题：早期“五常”中之五者为“信”，实际上孔子也主要讲“信”，这是那个时代提倡的人的五大“素质”之一。至于孟子则开始转向，着重强调“诚”，“是故诚者，无之道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将“诚”升格到哲学本体论上的“道”，谓为“达天地之化育”，这一思想对后期儒学的发展影响极深。直到宋儒将“信”完全融入“诚”并上升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周敦颐《通书》）。至此，包括“信”在内的“五常”便与其之本??“诚”完全融为一体，在理论上完成了一次回归，达到诚信无二，天人合一。但二者不管经历怎样的理论演绎过程，其最终是同一个目的??为封建礼教服务，为旧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服务，这很明显是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诚信”的。
现代文明意义上的“诚信”为“诚实、信用”，其区别于传统内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再是“君子不言利”、“成仁成圣”、只讲奉献的理想主义道德说教，而是以“利”为重要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是平等主体间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待的互惠性原理办事，在订约时诚实行事，不诈不霸；在订约后，重信用，守契约，不以钻契约空子为能事”①。它是市场制度中契约文化发展的产物，后来被赋予了民法一般方法的极高位阶而成为“帝王条款”，从而将作为道德原则的“诚信”纳入到了契约精神的框架之下，完成了从市场道德（规则）向法律原则的演绎过程，充满了现代契约精神。
在法律层面上，这里，我更想强调的是在“法律规范”（而不是“法律原则”）层面上，“诚信”已不再只是简单的为人之道的一种“内在道德”，而是一种外在的法律制度，一种因其意思表示所引发的应然义务。在这个层面上讲，我们就不能也不应仍然只以“诚信原则”这一道德上的模糊语词囫囵吞枣地“移植”到法条中来，我们必须为之寻求一个可供操作的法律语词，建立可以实施和操作的规范程式，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实现“诚信”法律化，以求尽量避免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因词义笼统模糊而可能造成的混乱与随意性。这个法律语词就是“约因制度”，它才是诚信原则在法律层面上的实现程式和制度保证。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将英美法系中的约因制度引入到我国诚信体系的建设中来，并不是说它是诚信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万能钥匙，或者说有了约因制度诚信社会就会自然形成，而是说约因也许在程序正义的角度或是方法论层面上为诚信社会的建议提供一条思路，它起码比模糊的道德因素（尤其在中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中，许多模糊法条与概念往往为执法的随意性与规避法律责任提供大量机会）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更具可操作性与透明度。在逻辑关系上，约因制度是诚信原则实现的必要条件。
二、 关于约因
约因（cause）亦即对价（consideration），国外一般以案例来阐明其定义，这里我想引用台湾东吴大学杨桢教授所给的一个定义：“有价值之约因乃由契约当事人各方，为迫使对方实现其行为或履行其诺言作出许诺之行为或牺牲，或只为购买或换取对方许诺而支付之代价者”②。简言之，业已成立的契约在生效过程中能够用以支持当事人之间有互为给付义务者，用一句十分通俗的话就是“我给你是为了你给了我的关系”。约因是英美法系中契约成立的重要要件，无对价（约因）的合同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
普通法系中的对价（约因）制度的形成，是有其浓厚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漫长的历史沉淀过程的。在远古的柏??肌⒀抢锸慷嗟率贝?鸵咽髁⒄?迓塾肫踉悸哿矫嬷两癫凰サ拇笃欤?⒔?赖抡?逵敕?烧?迩?挚?炊源??庑├砺鄄攀墙?执?鞣椒?伤枷敕⒄沟脑ㄔ础Ｒ杂⒐?ㄎ????鸪踔饕?恰巴豕?钠胀ㄏ肮摺保ㄆ胀ǚɑ蚺欣?ǎ??捎谡庵帧捌胀ㄏ肮摺北旧硭?逃械木窒扌砸约吧唐肪?蒙缁岱⒄沟男滦枰?龋?4世纪大法官们在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一种旨在弥补普通法之不足的新法律体系??衡平法（又称“大法官法”），它以“公平”、“正义”（道德正义）为指导原则，形成了一系列的新制度（法律正义）。延伸到16世纪契约法领域，便形成了对价（约因）制度。是不是可以这样表述，对价（约因）制度是正义、诚信等道德价值在契约法领域的法律实现形式，是这些道德价值的制度化、法规化。
对价（约因）不是孤立自成一体的，而是与要约、承诺、契约内容的合法性等共同构成一份契约的有机组成（基本要件）。作为一种制度，即对价制度，它也是不断发展丰富的，如“禁反言”原则（estoppel，引用“高树案”中丹宁法官的话即“言行一致”）、胁迫原则（doctrine of duress，是在对所存在的约因的“适当性”进行反思后认为，“不适当的约因通常是胁迫、错误、诈欺或者其他宣布契约无效的理由的有关潜在证据”）③。
约因制度有其极其重要的制度价值，在维护经济秩序、防止机会主义、降低司法成本以及证据价值、政策方面的价值等方面都是十分显著的。顺便讲一句，约因制度虽为英美法系的制度，但大陆法系同样可以借鉴和运用，甚至大陆法系的重要代表??法国法，就将约因作为契约成立的法定要件，在《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无约因之债或者基于错误约因或不法约因之债，不发生法律效力”，这对打击机会主义建立诚信社会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 几点思考
诚信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工程，是需要漫长的历史“熏陶”过程的，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同一国家的不同时代进行不同整合的过程。由于我国浓厚的德治传统和所面对的现时代的复杂性，在中国重塑诚信社会也绝非一蹴而就的事儿。本文只选择法制完善与法律实现的小角度进行了一些可操作的建设性思考，并鉴于“诚信”问题在证券市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和严重，而且证券市场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是各种社会问题集中暴露的地方，所以本文具以证券市场为判析对象：
其一，培养“契约文明”，努力建设法治政府
正如庞德所言，“法律与文明是密切联系的”，法制建设离不开法治文明的历史沉淀。在“诚信”问题大讨论中，我们有不少同志总是沉浸在道德品性的层面上呼唤“诚信”回归，殊不知此“诚信”非彼“诚言”，在一个契约文明极不成熟而满纸道德写了几千年的社会，集中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依法治国（rule by law）走向以法治国(rule of law)。翻开西方法史的长卷，我们也不难发现西方契约文明的发展都是经历了漫长的若干世纪的，都出现过炫耀天宇的大法学家、思想家，都闪现过若干功垂千古的法学思潮和流派，各流派及其思想的衰盛枯荣都是那么地自然和合乎时代，何以使然？法治精神和文化的传承性使然。反思我们现今社会，与讲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和写在纸上的律法（法典）相比，也许缺少更是这种“文明”和这种文明的历史沉积过程。在一个缺少法治精神的灵魂中想通过道德自律来期求实现法治，这无异于“吃人血馒头”治病一样可笑。所以我们的时代更需要的是法学的兴起、思潮的涌流、学派的百家争鸣以及思想大师的培育与爱护，最终让“法治文明”在我们灵魂中得以渐渐沉淀。
契约文明的培育离不开一个现实的社会，目标是建设一个法治的社会。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力量就是政府。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首要工具”（庞德语），主要依靠的是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这就必然产生“法律对强力的依赖”。这样，法律的立废释行，法治文明的培育，法学家的成长等等无不与政府的强力发生诸多关联，政府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精神文明（包括法治文明）建设，为我国法治社会建设打开了大门，而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并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提并论，为政府的法治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建设诚信法治的政府，实现依法行政是当务之急，也是重塑社会诚信体系的关键点。
其二、建立约因制度，提供法律实现程式
市场经济的灵魂在“法治”。市场主体必需具备一种“重合同，守信用”的精神，同时还要有一个切实明确的游戏规则，我们光有“诚实信用”的原则规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可供操作的明细规程，用以明确判断何种契约（行为）是诚信的，何种是不诚信的。一切参与市场游戏的主体（其中有的时候也包括国家）都是平等、独立的，要把他们都平等地纳入到这个规则中来并平等的对待。正如在一场球赛中，光有“不得违规”的禁令是不够的，必须有明细具体的操作办法，如“铲球”行为中什么样的是违规什么样的又不算违规，队员不得半途中抢下裁判的哨子自己判球，裁判也不能帮其中一方“踢”球如此等等。建立约因制度，为诚信原则提供法律实现的程式，从而在程序上和规则上保证公平和正义，而不是仅在“原则”上的模糊其词。
约因制度就是要让立约有正当原因、成约有合法依据、履约有对待代价、守约有法律保障。“人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者”（波斯纳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今天，人们往往会“重利忘义”，想要在契约行为中要给“诚信”者以保障，必须要建立约因制度。以证券市场为例，国家作为最大的“股东”，在国有股减持及国家在股市中的其它利益问题上，其所提供（制定）的东西（至少有一部分）只能作为股东提案或方案，而不应当作为政策乃至法规来强制推行，否则就是作为“股东”的国家与作为“政府”的国家之间的角色错位，说得严重一点就是违背约因制度的违法行为。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实践也证明，市场将击败一切违背市场规律的力量。当然约因制度主要是私法领域的制度，我认为《证券法》等也应列入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建立约因制度，可以实现主体间的独立与平等，可以将很多行为都当作“要约”，对之进行约因的“适当性”审查，让立约有原因、成约有对价，有效遏制上市公司滥增发、乱圈钱、发布虚假信息等无耻（因未有约因制度约束而不称其为违法）行为，尽量避免市场中的反诚信现象的发生。
其三、强化法制改革，重新拨正失衡的“天平”
经济分析法学告诉我们，犯罪行为实施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罪成本是否大于犯罪的预期收益，说到底，就是犯这个罪合算不合算。关于这一点，本人在拙作《证券犯罪的经济分析法学分析》中已作过较多分析，这里着重要谈的是立法与司法。仍以证券市场为例，市场中屡屡出现“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现象，根本原因是结构不合理问题，反映在法律层面上就是，立法的精神不正，司法的腐败与软弱，使得“法律”这个正义的载体没有成为保护广大股民利益的正义之剑，反而成为“一小部分利益集团”利益的保护伞、档箭牌。就不必讲那些个互相矛盾的《证券法》、《公司法》等早期出台的法律了，就今年刚出台的证券民事赔偿司法解释??《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而言，其中的“虚假陈述”、“前置程序”、“和解”、“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等等等等，试问有哪几条体现了“司法救济”的精神，又哪几个是体现着维护市场公平与正义的呢？证券犯罪屡禁不止的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正如舒国滢教授所言：“犯罪是一种对人类情感的公然藐视和毁损，对普遍的社会公识的否定，但是难道这种类情感或社会共识本身没有错误？当类情感中明显包含有对创造力的压制的暴力时，犯罪毋宁说是对这种暴力的反抗”④。
良法若得不到好的执行，那将比没有法律更为可怕，司法的不公与腐败会进一步推动市场的恶性发展。对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证券犯罪大案的判决显得那么地轻描淡写（如郑百文案中“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罚金3万）或是华而不实（如亿安案中判罚金近9个亿），对“6.12减持”风波的沉默不语等匪夷之举，一方面使那些没有犯罪的人觉得自己的守信行为是那般地“愚蠢”，另一方面让“犯罪者逍遥法内”（引自《中国经济时报》）或是为如此“划算”的犯罪而沾沾自喜，结果是不但诚信未立，反而使法律彻底变成了戴着法律“面具”的不诚信者的保护墙。因此，只有端正立法的精神（立场），推动司法改革，加快司法独立，强化对权力的平衡与监督，才能重新拨正这失衡的“天平”，逐步建立真正的诚信社会。
最后，我还是不由地又想起了汉斯.凯尔森的那句话：如果正义的社会秩序可以通过自然、理智或神的意志加以认识并完全实现，“那么国家立法者的活动，就如在煊赫的阳光底下点灯一样无聊”。因此我想，“诚信社会”也许只是夸父所追的那个“太阳”，也许这个“追日”的过程将永无休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这个伟大的进程都贡献一点什么。
作者： 王家国 张红梅
邮箱： homcountry@hotmail.com
注： ①参见《民法学原理》P36，涨俊浩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②参见《英美契约法论》，台湾东吴大学杨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③参见《法律的经济分析》电子版，波斯纳著 蒋兆康译，“约因”篇
④参见《思想的碎片》电子版，舒国滢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