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美国海岸外渔业协定
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美国海岸外渔业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考虑到对美国海岸外鱼类种群的合理管理、养护和获得最适度产量的共同关切；
认识到美国已通过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的总统声明在距其海岸二百海里范围内建立了专属经济区，在该区域内美国对所有鱼类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主权权利，美国并对其所属的大陆架生物资源和源自美国的溯河性鱼类有同样的主权权利；
愿就属于美国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主权权利而为双方关切的渔业确立合理的条件；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的目的是要促进美国海岸外有相互利益的渔业的有效养护、合理管理并获得最适度产量，便利美国渔业工业迅速而全面的发展，并就原则和程序建立一项共同谅解，以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和船只能据此捕捞美国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主权权利的生物资源。
第二条 本协定中的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美国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主权权利的生物资源”是指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所有鱼类（高度洄游性金枪鱼类除外），所有在美国淡水或河口产卵并洄游到大海，而出现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和超出美国承认的国家渔业管辖区域的溯河性鱼类，以及属于美国大陆架的所有生物资源。
二、“鱼类”是指所有有鳍鱼类、软体类动物、甲壳类动物和除海洋哺乳动物、鸟类及高度洄游性鱼类以外的其它种类海生动植物。
三、“渔业”是指：
（一）为了养护和管理的目的，可以根据地理上、科学上、技术上、娱乐上、经济上的特征加以鉴别的一种或多种鱼类种群；
（二）对此类鱼类种群所作的任何捕捞行为。
四、“专属经济区”是指邻接美国领海的海域，其外限为距离测量美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二百海里各点所连接成的线。
五、“捕捞”是指：
（一）对鱼类的捕捉、拿取或收获；
（二）对鱼类企图捕捉、拿取或收获的行为；
（三）能被合理地认为将造成捕捉、拿取或收获鱼类的任何其他活动。
（四）任何为上述（一）款至（三）款各项活动提供直接支援或作准备的海上作业，包括加工；但不包括对公海的其他合法利用，如任何科学研究活动。
六、“渔船”是指各种船只，用于、装备用于或其类型通常用于：
（一）捕捞；或
（二）在海上支援或协助一艘或一艘以上船只从事有关捕捞的任何活动，包括准备、补给、贮藏、冷藏、运输或加工。
七、“高度洄游性鱼类”是指根据其生活周期在海洋中产卵并作长距离洄游的金枪鱼类。
八、“海洋哺乳动物”是指在形态上已能适应海洋环境的任何哺乳动物，包括海獭、海牛类、鳍足类、鲸类或主要栖居于海洋环境的动物，如北极熊。
第三条
一、美国政府愿意就某种特定渔业的总许可渔获量中，将美国渔船不拟捕捞，并根据美国法律可供外国渔船利用的部分，分配给外国渔船捕捞，并按照第七条规定的条件，核发许可证。
二、美国政府应每年决定下列事项，并根据美国法律作出认为合适的调整：
（一）在考虑最佳科学证据和社会、经济及其他有关因素后，决定每种渔业以最适度产量为基础的总许可渔获量；
（二）美国渔船对每种渔业的渔获能力；
（三）某种渔业的总许可渔获量中，以一年为基础，可供外国渔船入渔的部分；
（四）可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格渔船的配额。
三、在始终保持每种渔业的最适度产量的基础上，为防止捕捞过度，美国政府每年应根据美国法律决定必须采取的措施，此类措施可以包括：
（一）指定允许或限制捕捞的渔区和渔期，或规定对渔船或渔具类型和数量的限制；
（二）根据海域、鱼种、体长、数量、重量、性别、意外渔获、总生物量或其他因素规定的捕鱼限制；
（三）对可以从事捕鱼的渔船的数量、类型的限制，或对在一个指定渔区进行某种特定渔业的整个船队的每只渔船的捕鱼天数的限制；
（四）关于可以或不得使用的渔具类型的规定；
（五）为便于实施此等条件和限制而定的条件，包括对适当的定位及辨识装置的维护。
四、美国政府应将按照本条规定作出的决定，适时地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第四条 在决定将剩余部分分配给每个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渔船的配额时，美国政府将根据美国法律在下列诸因素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一、这些国家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对进口美国的鱼或渔产品，特别是这一外国已要求配额的鱼和渔产品设置关税壁垒或非关税壁垒或其他进口市场的限制；
二、这些国家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正在同美国合作，通过购买美国加工者的渔产品，增进现有的和新的美国渔业出口机会，及通过购买美国渔民的鱼和渔业产品，增进渔业贸易，特别是这一外国已要求配额的鱼和渔业产品；
三、这些国家及其捕鱼船队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同美国为执行美国渔业法规已经作出合作；
四、这些国家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将其从专属经济区捕获的鱼供其国内消费；
五、这些国家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对一个实体的和经济的美国渔业企业作出贡献或促进其发展，包括同美国渔民在渔业经营上减少渔具冲突，转让捕鱼或加工技术，以裨益于美国渔业工业；
六、这些国家的渔船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已经传统性地从事这类渔业的捕捞；
七、这些国家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同美国在渔业研究和渔业资源鉴别上正在进行合作并作出有成效的贡献；
八、其他美国认为是适当的事情。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采取措施同美国合作并协助其发展渔业工业和增加美国渔产品出口，如减少和消除进口和销售美国渔产品的障碍；提供有关美国渔产品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的技术和管理方面要求的情报资料；提供经济数据；分享专门知识；为向美国渔业企业转让捕鱼和加工技术提供便利；便利适当的合营企业和其他安排；向本国企业提供同美国进行贸易和建立合营企业的机会的信息以及其他可能适当的行动。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船只除依照本协定获准者外，避免捕捞美国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主权权利的生物资源；
二、所有获准捕鱼的船只，遵守依照本协定和美国的适用法律核发许可证的各项规定；
三、任何渔业的渔获量不得超过本协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四）项所称的总配额。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为愿依照本协定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每艘中华人民共和国渔船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份许可证申请。此项申请应按照本协定附件一的规定办理。该附件一是本协定不可分割的部分。美国政府得要求为颁发许可证和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捕鱼收取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保持最低的申请数量，以帮助许可证程序的有效管理。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和船只避免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骚扰、猎取、捕捉、杀害或企图骚扰、猎取、捕捉、杀害任何海洋哺乳动物。但美国参加的海洋哺乳动物国际协定另有规定者，或依照美国政府对意外捕获海洋哺乳动物的特殊认可和控制规定者不在此限。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保证依照本协定从事渔业时：
一、每艘中华人民共和国渔船获准的许可证，应明显地展示在该船的驾驶室内；
二、在每艘船上依照美国政府的规定，安装适当的定位和辨识装置，并使其处于工作状态；
三、美国正式指派的观察员提出要求时允许登上此类渔船，对观察员在船期间给予礼遇和提供相当于船上官员标准的膳宿。船上的船主、经营者和船员应同观察员在执行公务上进行合作并偿付美国政府雇用观察员的费用；
四、委派驻美国代理人。该代理人对因从事捕捞美国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主权权利的生物资源活动引起的任何事件，而在美国境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渔船船主或经营者致送的任何诉讼文书有接受和答复的权限；
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少渔具冲突，并对任何经按美国法律程序裁定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船的责任，造成对美国公民的渔船、渔具或渔获物的损害和经济损失，保证给予及时和适当的补偿。
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协助美国执行有关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法律并保证每艘从事捕捞美国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主权权利的生物资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船将允许和协助正式授权执行渔业管理法规的美国官员登船检查，并对其依照美国法律采取的执法行动给予合作。
第十一条
一、美国政府将依照美国法律对违反本协定或按照本协定核发的许可证规定的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船或经营者或水手科以适当的处罚。
二、被拘捕的船只及其船员，应根据法院裁定，在提供合理的保证金或其他担保后迅速获得释放。
三、因在本协定下从事渔业活动而发生的任何案件，对违反渔业管理规则的处罚，不应包括监禁，但触犯执法的案件，如殴打攻击执法官员或拒绝其登船检查等除外。
四、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只为美国政府当局扣留或拘捕时，应在四天内将采取的行动及科处的处罚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第十二条
一、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在美国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主权权利的生物资源的管理和养护科学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包括编辑对有共同利益的鱼类种群的管理和养护的最有效的科学情报资料。
二、两国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就共同关切的鱼类种群，用通讯或适当的会晤方式制订定期的研究计划。该计划经双方同意可随时进行修改。研究计划可包括（但并不限于）交换情报资料和科学家，安排科学家准备研究计划和审查进展情况的定期会议，以及各种联合研究项目。
三、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一艘从事正常商业性捕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船上进行双方同意的研究活动，不应认为该船的活动性质由捕鱼转变为科学研究，因此，该船仍须按照第七条取得许可证。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同美国政府合作，按照美国制订的程序，履行收集和报告生物统计资料和渔业数据，包括渔获量和捕捞努力量的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同样地提供美方可能要求的其他经济数据。
第十三条 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就本协定的执行和在共同关切的渔业领域中发展进一步合作举行定期的双边磋商，包括在适当的多边组织范围内进行合作，收集和分析关系这类渔业的科学资料。
第十四条 美国政府同意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业研究船和按本协定允许捕鱼的渔船，在协定附件二提及的根据美国法律和规定进入指定港口，该附件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十五条 美国政府如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其国民和船只拟在邻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的渔业区或相当的区域从事捕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在互惠和不比本协定更具限制性的条件的基础上给予许可。
第十六条 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均不损害各方政府对于沿岸国为除养护和管理渔业以外的其他目的所拥有的领海管辖或其他管辖权的主张。
第十七条
一、本协定连同协商记要经双方完成各自的国内法律程序后，按照换文中约定的日期开始生效。除非双方通过换文同意延长本协定，则本协定的有效期至一九九０年七月一日为止。尽管如上所述，任何一方可以提前六个月用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
二、本协定生效两年后，应任何一方要求时，可由两国政府加以重新审议。双方正式授权的代表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华盛顿签订，共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本协定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生效。附件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韩 叙 爱德华·沃尔夫
（签字） （签字）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不可否认人口流动频繁给社会管理带来不少问题。法院送达难也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诸多案件常常因为各种法律文书送达困难而搁浅，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可见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之一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公告送达作为穷尽送达方式后的一种送达形式，有诸多限制。 “送达难”一直成为案子难办的重要原因，公告送达方式亟待改进。
一、离婚“送达难”的表现
离婚案件送达难，其一难在于当事人不配合。目前交通、通信发达，人口流动性强，即使在农村也不例外。离婚案件法律文书的送达，需要当事人积极配合，如果当事人配合法院工作案件很好处理，如果不配合法院，和法院工作人员“躲猫猫”，故意隐匿自己的行踪，陷法律于尴尬之中。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案件受理后送法诉状副本有时间限制，一旦当事人不配合，送达就不能及时有效的进行，于是出现一些规避法律规定的做法，如法院收到诉状副本后，违反先受理后送达的规定，却先把诉状副本送达了才给予立案。“送达难”导致一些案件常常很难在审限内办结，部分当事人对此颇为不满。司法改革的深化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法院如果连法律文书都送不出去如何保障程序正义。其二送达方式比较单一，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等六种送达方式，种种送达方式限制较多，送达程序不简化，种类虽繁多，但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简单的送达方式和便捷、高效的司法改革要求相矛盾。一些新兴的送达方式亟待引入法律规范文本之中。此外送达回证的形式也需要改进，例如电话送达。这种方式成本低、效率高。电话通知后，可将电话录音或者通话记录作为送达证明记录在卷即可完成送达，还要求送达回证无形之中给法院工作带来不便。其三，简易程序不简化，当然简易不等同简化，人为的导致“送达难”。众多案件虽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还是参照普通程序来审理，除了没有合议庭之外，其他程序都按照普通程序来进行，简易程序怎么能简化？按照民事诉讼法设立简易程序的要旨，不外乎给当事人提供高效的司法服务。照此说来送达也应该给予简化，可是现状不是如此，法院主要的送达方式还是直接送达，法律文书送达之后还需要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表示签收。而通过电话、稍口信等简单有效的方式常常不为重视。实际上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简易程序可以采用电话、带信等方式送达。
二、离婚公告送达的现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1条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公告送达方式的效果如何？从法院受理的一些离婚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通常而言，公告送达的案件常常刊登在报纸上，这些报纸大多是专业性报纸，除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社会很难接触到这些报纸，试想有谁去关注报纸上那一小块公告？把公告刊登在专业性报纸上实质上成为了一种形式。在实际生活中，把公告刊登在当地的早报、晚报上远远比专业性的报纸上强得多。
离婚公告送达因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通常适用普通程序，但实际上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上来看，“下落不明”和普通程序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当事人起诉时一方下落不明才可使用普通程序，普通程序较简易程序有诸多的限制，然而当追求程序正义的时候我们是否多考虑一下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当公告流于形式，实质上无形之中剥夺了当事人参与诉讼答辩的权益。公告送达更像是法院在送达不能情况下的一种技术处理手段; 通过这种技术手段, 法院能够符合程序的进行裁判。贝斯勒在其《法律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通知的权益和发表意见的机会是如此之根本，以至于只有存在最重大的理由，并且尽一切可能保护被告的利益时，才可剥夺。”许多法院在适用公告送达和缺席审判时, 忽略了当事人应该承担的举证责任, 在质证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从而导致程序上存在瑕疵甚至影响实体处理的公正。公告送达的未必一定是下落不明，一般是根据原告所提供的材料进行裁定是否适用公告送达，法院极少进行实地调查以核实相关情况。由于法院在审查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时不够严格，使得许多实际上不具备公告送达条件的案件适用了公告送达。有些离婚公告送达的案件，法院已经判决离婚了，被告却出现了，不排除在判定当事人下落不明中，有部分诉讼参与人弄虚作假以达到离婚的目的，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规定：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满两年，可以判决离婚。
公告送达的方式不仅仅是刊登在报纸，可以在法院网站上或者其他网站上，也可以在法院周围张贴公告，但是从目前的送达情况来看多数公告通过《人民法院报》报纸刊登。登报无形之中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不理解的当事人会以为法院在乱收费，从送达效果上来说也只是为了程序合法。程序是合法了但是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却被无形之中剥夺，公告送达的一方常常因下落不明缺席审理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婚姻案件公告送达，法院通常只需要下落不明满两年的证据就可以判决离婚上文已有叙述，但这一般而言只判决离婚只解除婚姻关系，对于子女抚养问题，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却采取回避的态度另案处理，这也为离婚留下一些隐患，有的当事人通过另案处理规避债务，有的当事人躲避子女抚养义务。
三、离婚公告送达的几点建议
1、明确“下落不明”，对于“下落不明”从认定主体、认定程序、审查标准应给予一个明确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下落即着落，去处。下落不明指不知道要寻找的人或物在什么地方。那么以谁不知道为标准呢？是当事人？还是法院办案人员？对此我国民事诉讼相关规定匮乏，因下落不明而随意适用公告送达很普遍。“下落不明”标准不统一造成当事人利用法律空白，以达到有利于己方的法律后果。因此建议规定“下落不明”严格认定的条件，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申请条件，下落不明的适用条件是受送达人失去音讯达到一定期限(两年为宜)，以当事人经常居住地为准，判断是否失去音信，对于那些和亲属有电话联系，但亲属不知其具体地址的不宜认定为下落不明；二是规范“下落不明”认定程序，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相结合，形式审查指必须有相关基层组织或公安机关的证明，实质审查是指办案人员要到被告原住所地，向住所地邻居，社区了解情况后，经核实，确实不在原住所地居住满两年音讯全无的，可以适用下落不明。必要时可以通过裁定决定是否公告送达，我国台湾地区规定法院的裁定准许就是适用公告送达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三是明确“下落不明”的申请主体，在我国台湾地区，公告送达“必须法院已为相当之探索，仍不知应为送达之住所在何地者，始得为之。不得仅以他造当事人主观的谓其不知而隧行公示送达。至应为送达之处所是否不明，应由申请公示送达之当事人负举证责任，法院亦得依职权调查之”我国台湾地区“由申请公告送达的当事人对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并由法院作适当调查以核对相关情况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此外规范下落不明公告送达中原告的责任追究，对于故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谎称对方下落不明或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情节严重的，可依据民事诉讼法进行制裁，对于企图通过公告送达，侵占他人财产数额较大的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四是规范法院送达程序，要慎重使用公告送达，加大对当事人申请公告送达的审查制度，确定相关责任追究制度。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公告送达错误的，可比照错案责任追究机制认定审判人员的责任。
2、多种送达方式配合使用，应坚持以其它送达方式尤其是直接送达为主，以公告送达为例外情形。在选择适用何种公告方式时, 应当考虑被公告人可能知晓的地域范围。以被公告人可能的居住地、活动范围地选择公告的方式和公告的范围。要在穷尽一切其它方式确实无法送达时才可以采用公告送达，即采用公告送达必须有采用其它方式不能送达的证据，避免直接采用。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送达的方式有六种：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这六种方式相互并存，应相互配合适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告送达的方式也不应该再局限于在法院公告栏内张贴公告、或者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例如通过电子邮件送达，在互联网上发布公告就会比在法院公告栏内张贴公告更具信息传递功能，并非常方便、容易管理。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指出：“其他适当方式包括传真、电子邮件(包括受送达人的专门网址)等送达方式。通过以上方式送达的，应确认受送达人确已收悉。”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因此，民事诉讼法立法应当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赋予各种新型送达方式以合法地位。
3、公告送达应该在卷中载明原因和经过。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或经过。但是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很好有法官将原因和经过记载到卷中之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绝大部分以公告送达的案件最终是以缺席判决的方式审结，公告送达的受送达人不参与诉讼，自然就不会查阅案卷。公告送达卷宗中必须详细记载适用公告程序的原因、查找认证的过程、公告的方式和过程等, 以确定推定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及推定事实能够成立, 保证宣判权行使的公正性。
4、严格区分被告下落不明和被告不明确，被告不明确不宜采取公告送达，应裁定不予受理。被告不明确不同于被告下落不明。被告明确是《民事诉讼法》规定受理案件的必备要素。原告起诉时如果不能提供被告准确地址，经过查证仍无法确定，导致法律文书不能送达。此类问题通常依据民诉法第108条之规定处理，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在立案时发现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在立案后发现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这样既合理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益，也缓解了法院工作的被动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