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财务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6 15:52:54  浏览:960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财务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财务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天津市、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部属各单位:

  为适应交通运输加快发展转型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财务审计工作,增强财务保障能力、提升保障效果,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财务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现予以印发。《意见》在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部财务司。





交通运输部
2013年8月31日




附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财务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推动交通运输安全发展、高效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交通运输财务审计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随着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逐步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强债务风险防控,推进预算管理科学化等,对做好交通运输财务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新任务新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财务审计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财务审计工作的总体思路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牢牢把握交通运输发展稳中求进、适度超前的总基调,以提高交通运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创新筹资机制、优化资金配置、健全管理制度、强化审计监督,加快构建“制度完善、预算科学、保障有力、绩效优良、风险可控”的财务审计工作新格局,更好地为交通运输加快发展转型发展服务。
  二、加强和改进交通运输财务审计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拓展聚财渠道,完善资金保障机制。
  用好中央交通专项资金政策。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深入分析交通运输资金保障面临的新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做好政策储备。深化公路水路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公路水路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筹资机制。切实用好车购税和港口建设费等中央交通专项资金政策。严格执行成品油税费改革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专款专用制度。
  引导地方政府投入。强化地方政府的投资主体责任和资金保障能力,引导地方统筹使用各类财政性资金,设立交通发展专项资金,提高资金集约利用效率。鼓励地方利用中央代发地方政府债券加大交通建设投入,推动地方加大财政性资金对普通公路的投入力度。坚持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快完善政府融资平台的功能和管理体制,通过向现有融资平台注入新的优质资产等方式,增强平台融资能力。加快研究建立项目外溢收益返还机制,将公路沿线资源的部分收益用于公路发展。
  着力构建多元化市场筹资机制。进一步完善收费公路政策,加快探索建立特许经营制度,建立合理回报、超额收益分成和超低收益政府补偿机制,规范收费公路权益转让行为,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领域。继续深化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创新支持交通运输发展的方式方法。努力扩大直接融资比重,降低融资成本。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在做好筹融资工作方面的经验做法。
  (二)注重用财效益,提升预算管理科学化水平。
  强化预算调控功能。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规划的严肃性,硬化预算约束,促进财力与需求相匹配、预算与规划相适应,举债与偿还相结合,促进规模、速度和质量、效益相协调。进一步完善中央交通专项资金的使用政策,充分发挥中央交通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探索试行综合预算管理模式,全面反映交通运输部门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统筹运用好各种财力资源,逐步实现年度预算编制范围涵盖建设、管理、养护和运输服务等交通运输发展的各个方面。
  优化资金支出结构。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有保有压的原则,合理安排使用交通专项资金。优先保障规划内项目、经济社会发展亟需项目、行业发展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加大对综合运输、运输服务、运输设备与装备、科技创新、信息化、智能化等领域的支持,推动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完善以奖代补管理制度,加大对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等领域的支持,大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交通运输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大对安保设施投入力度,提升安全应急保障能力,切实推动平安交通创建活动。对于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地区且整改不力的限制支持,确保资金投资效益。进一步优化交通专项资金支出结构,继续实施区域差异化投资政策,加大对农村、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交通建设的投资倾斜力度,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普通国道“瓶颈路段”建设的投入,提高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在车购税资金安排中的比重,发挥路网综合效益。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养护资金的支持力度,促进建管养运协调发展。
  推进预算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推动预算项目库建设,加快建立完善项目预算滚动管理机制,提高项目安排科学性、合理性。继续推动项目支出预算定额标准体系和专用资产配置标准体系建设,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和精细化水平。加强项目前期论证工作,不具备执行条件的项目一律不得编列预算。对年内部门预算执行不到位的项目一律核减相应预算。严禁无预算安排资金,严禁超预算支出、超进度拨款,努力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效益。完善预算执行跟踪管理制度,加强预算分析与动态监控,提高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性。继续完善和推进部门预算编制质量和执行考核通报制度。加强政府采购管理,规范资产购建、使用、处置行为,着力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发挥税费政策在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积极引导交通运输企业主动适应国家税费改革要求,以税费改革为契机,促进企业加强内部管理、调整经营管理模式和组织方式,实现转型升级。加强对交通运输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性收费的监督管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营造良好的税费政策环境。
  (三)创新理财方式,加强绩效管理。
  加强项目成本控制。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开源节流,加强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养护阶段等各环节管理,建立项目全过程成本控制制度。合理选择技术标准、优化设计方案,加强物料、设备采购管理,加强概算审查和工程造价管理,有效控制工程造价。科学合理调度资金,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减少利息支出。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逐步建立绩效目标设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有机结合的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理机制。研究建立具有行业特色的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扩大绩效评价的试点范围与规模,鼓励具备条件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部属单位,积极开展本单位整体支出、项目支出或交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目标编报试点。建立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和结果通报、约谈制度;探索建立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干部责任相挂钩的制度,对评价工作组织不力、效果不好的单位,将核减或不安排新增项目预算,对确因决策失误、监管不力造成损失浪费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问责。
  大力倡导厉行节约。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禁止铺张浪费,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等一般性支出。加强车辆编制管理,严格按标准配置车辆。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严禁以各种名义向基层单位转嫁、摊派和报销费用。
  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制度设计,打牢制度基础,加快构建覆盖资金筹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资产管理、审计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扎实推进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全面性和有效性评价工作。稳步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提高财政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加强银行账户管理和动态监控,严格控制大额现金使用。全面落实部属单位工资卡、公务卡结算制度,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务支出管理。稳步推进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财务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和内部职工监督。夯实会计基础工作,实现财务会计和审计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加快财务审计工作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资源整合,建立集基础数据、预决算、国有资产、政府采购、银行账户、审计管理于一体的财务信息系统,提高信息资源利用效率。
  (四)实化管财手段,强化审计监督。
  深化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在确保行政“一把手”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基础上,积极开展任中和任期届满审计。拓展审计内容,坚持从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入手,以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为重点,着力监督和检查领导干部依法依规履职尽责情况,推动健全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
  加强重大项目和重点资金审计监督。推行重点建设项目跟踪审计,重点加强对征地拆迁、工程招投标、设计变更、计量支付、竣工决算等交通建设的关键环节的审计,控制工程造价,防范管理漏洞,纠正建设浪费,促进建设资金安全和有效使用。加强收费公路权益转让监督管理。探索建立完善车辆通行费审计制度,对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收支管理情况进行审计,保障车辆通行费专款专用。加强交通运输专项资金审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建立健全制度落实的责任机制,强化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维护制度的公平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制度的“防火墙”作用。坚持标本兼治,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提高遵守财经纪律意识,促进和加强财务管理。严肃查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违规违纪问题,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私设“小金库”行为,严肃查处因违规决策和管理不力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违规套取财政资金等问题。
  加强风险防控。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加快形成举债规范、融资合理、风险可控的长效机制。明确政府性交通债务偿还的主体责任,将政府性交通债务收支、还本付息支出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推动建立偿债准备金,统筹做好债务偿还工作。建立完善债务统计制度,加强对政府性交通债务的动态监测和预警。优化存量债务结构,缓释债务风险,保持信贷资金有序运转,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债务风险的底线。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审批外商投资企业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审批外商投资企业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关于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的方针,使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进一步改善对外商投资的宏观管理和对
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的问题。最近,一些地区、部门片面理解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不同程度地放松了对外商投资项目审批工作的管理,在审批外商投资项目时把关不严,甚至不按国家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出现了抢批项目、抢签合同的混乱现象。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
,现将有关问题紧急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部门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程序和办法受理外商投资项目,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补充规定》(国发〔1988〕22号)和《国务院关于扩大内地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吸收外商投资审批权限的通知》(国发〔1
988〕42号),不得越权受理、审批限额以上项目,不得将限上项目“化整为零”审批,对限额以下项目也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审批和综合平衡工作,并必须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各级审批管理部门要严格把关,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符合国家利用外资有关规定、未经资产评
估、缺乏可靠的可行性研究、配套资金不落实、不具备建设和生产条件的外商投资项目,不得批准设立。
二、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执行《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国家明令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各地区和各部门均不得批准设立外商投资项目;国家限制外商投资领域的项目,确需举办的,应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办理;国家鼓励或允许外商投资的项
目,也不能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一哄而上,而应认真分析本地区、本部门的优势和消化能力,特别是国内资金配套能力,作好规划和论证工作,真正具备条件的才能予以审批。
三、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能片面地为追求合资项目的数量而在受理、审批外商投资项目时不经资产评估、以帐面资产价值合资、故意低估中方资产价值或高估外方资产价值、对资产评估限时或压价等。在与外商合资、合作或向外商出售国有资产产权前,凡
涉及国有资产权益的,都必须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91号)对国有资产进行认真评估。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评估机构的工作,对评估机构的工作不要进行行政干预,也不要提出不合理的限时、限价要求。
四、对外商投资企业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权限和程序进行审批或未按规定上报备案的,一律无效,海关、税务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有关手续。
五、各级外商投资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审批外商投资项目时,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如有上述问题,必须严肃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六、对原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监督和管理,做好协调和配套服务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1995年11月22日
本 案 如 何 处 理
兼谈对挪用公“款”的理解
夏冰

一、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原系A国有公司经理,1995年4月何某某应B国有公司经理赵某某要求将本公司50万元公款打入B公司以解决B公司经营运作上的周转不灵。在50万元打入B公司后不久,赵某某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将其中20万元挪用做个人营利活动(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并不知情)。1995年10月,赵某某不再担任B公司经理之职。为使自己挪用公款之事不被处理,赵某某找到何某某,将有关情况如实告之何某某,并请求何某某以A公司名义出具证明,证明A公司打入B公司的50万元中有20万元是给赵某某个人所用的。何某某碍于朋友情面,出具了该证明。赵某某遂持该证明回公司将帐目冲平,填补了自己挪用20万元公款所造成的空缺。之后,因为经营不善,赵某某拖欠该20万元一直未能归还A公司直至2001年2月案发。

二、意见分歧及评析
本案对于何某某是否构成犯罪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一个必备条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公款。而本案之中A公司的50万元已经打入B公司帐户,并且赵某某在告之何某某之前已经将20万元公款挪做己用。那么,作为何某某他有什么权力去支配他?既然何某某没有权力支配这20万元,那么他又如何利用职务之便将其挪为个人所用?既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公款挪做私用,那么何某某又如何构成挪用公款罪?除此之外,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款使用权和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在赵某某将20万元公款挪做己用之后危害已经造成,而不以何某某的行为为转移。对这种危害结果应当处罚的对象是赵某某,而不应该由何某某承担。因此犯罪嫌疑何某某挪用公款罪。
第二种意见,也是笔者所支持的意见,就是犯罪嫌疑人何某某构成挪用公款罪。支持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不构成犯罪的理由主要是何某某不能支配不在其控制之下的这20万元,以及一事不能两罚。这些理由看似“言之凿凿”,细想之下却是“思之藐藐”,经不起推敲:
1、它混淆了犯罪嫌疑人何某某挪用的20万元就是A公司打入B公司的50万元中的一部分以及了犯罪嫌疑人何某某挪用公款的时间。而事实上,作为种类物的货币,特别是通过银行划拨的款项,并没有区别于同类货币的自身特点,只不过是一种权利和价值的象征。因此当A公司的50万元打入B公司后,它就完全是与B公司的财产融为一体的。因此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并没有挪用已经打入B公司的50万元。另外,在本案中,共发生过2次挪用公款的行为——第一次是1995年4月赵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B公司20万元为自己营利之用;第二次是1995年10月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20万元给赵某某个人所用。
2、它混淆了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与赵某某的犯罪行为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款使用权和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在赵某某将20万元公款挪做己用之后危害已经造成,而不以何某某的行为为转移。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国有资产是属于国家的,具体到每个国有公司只是代表国家经营和管理国有资产。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能以给国家造成的绝对损害来衡量不法行为的危害,应当具体到每一个国有公司自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本案中B公司不归还A公司另外这30万元,难道就可以以国家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失就听之任之?所以说赵某某的挪用行为是使B公司对20万元的公款的使用权失去控制,而犯罪嫌疑人何某某的行为就是使A公司承担了本来不应由其承担的对20万元公款的使用权失去控制的风险,使这20万元的使用权丧失可能转嫁到A公司。
3、它混淆了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与赵某某挪用公“款”的对象。赵某某所挪用的对象十分清楚,是我们理论及司法实践上一般所理解的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国有资金。而犯罪嫌疑人何某某所挪用的对象并不是有形的资金或物资,而是一种财产权利,更明确的说就是挪用了A公司的债权。当A公司将50万元打入B公司时,B公司取得这50万元的所有权,A公司取得以B公司为债务人的债权。退一步说即便是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不合法,A公司依然享有从B公司返还财产的权利。正是由于犯罪嫌疑人何某某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才使得A公司用对B公司的20万元债权填补了本应由赵某某承担的对B公司的债务,使得A公司20万元的债务人由B公司变为赵某某,从而使A公司的经营管理的国有资产使用权流入个人手中。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主观上有将本单位资金挪做个人所用,客观上利用职务之便处分了本单位的财产,实际上造成了本单位的20万元资金的使用权长期落入个人手中的危害结果,而且何某某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犯罪嫌疑人何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

三、通过本案反映出的问题和建议
在阐述了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之所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理由之后,笔者想指出本案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议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于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的一般理解不够广泛,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般意义上,“广义上的公款,是指公共款项、国有款项和特定款物以及非国有单位和客户资金的统称。……狭义上的公款,专指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包括国有的资金款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资金款项或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专项资金”。 ① 这里对“公款”的理解是款项或者物资,都是具有一定物质表现形式的。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的完善、支付方式的新型化、多元化等的因素,仅将“公款”的形式局限于有形的款项或者物资,既不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也不利于保护国有资产,这里的“款”应当进行扩散外延的理解,它还包括一种财产性权利。
第一,从理论研究看,明确“公款”包括财产性权利有一定基础。笔者认为虽然这里的“款”应当被理解为可以包括财产性权利没有明确的提法和规定,但在理论界及有关实践中确实也有如此理解和操作的。最典型的就是挪用公款进行担保的案件。众所周知担保有保证、抵押、置押、留置、定金这几种形式。而其中有部分形式在设立之时并没有发生物质形式上的财产转移,例如保证只是担保人保证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按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处分的也仅仅是国有财产的财产性权利,而并不具体指向哪一个具体的款项或款物。
第二,从法律规定及实践看,明确“公款”包括财产性权利并不与有关法律冲突。笔者认为挪用公款中的“款”只是一个代名词,并不局限于“款项”,这点已经从《刑法》明文规定挪用特定款物构成挪用公款罪得到确定。既然“款”未被确定为款项或款物,就有了延伸理解的空间和法律可行性。此外,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挪用国库卷做挪用公款论也体现了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也有将挪用财产权利作为挪用公款的。因为归根结底国库卷并不是货币,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债权体现,是以国家为债务人的债权体现。
第三,从危害性角度讲,也应当明确“公款”应当包括财产性权利。由于没有物质表现形式,这种挪用将更为隐蔽。但是其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并不比一般意义上的挪用公款少。事实上,从会计学角度来讲国家的财产是由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债权等组成的,我们当然不能只保护其中的一方面或几方面,而是应该全面保护。如果我们抱定现状、死守不变,只能使不法之徒有机可乘,从而使国有资产多了一个流失的途径。

注释:
①刘家琛 《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 第960-961页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
夏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