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
丁巍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由过去的政策性行为逐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地改变了以往强制粗暴的工作作风，取而代之为优质服务型的良好形象。虽然如此，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是基层政府需要抓好的头等大事。可是，由于法律实施监督不力，出现的问题比起以前来要显得更加严重。笔者近期对苏北某区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调查，从中发现了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现象特点，并且试图通过对犯罪原因的分析，提出一些预防措施，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特点
1、犯罪嫌疑人绝大部分是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从我们查处的基层计划生育方面工作人员犯罪案件的情况看，其中大多数是乡镇党委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书记、乡长以及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
2、多名犯罪嫌疑人“联手”作案的现象严重。每一起犯罪事实，往往是由分管领导、主要负责人、具体实施人以及斡旋人来共同完成。他们共同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借以达到所共同追求的非法目的。
3、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开性。一些从事计划生育的人员乃至一些乡镇，为了自己小集体的经济利益，公开或半公开地向一些想生二胎的计划生育户明码标价，只要交点钱就可以生二胎。甚至有些计划生育干部竟然动员辖区内计划生育村长去主动寻找想交钱生二胎的农户。而就计划生育对象户来讲，交点钱，既可以免去罚款又省了到外地躲避，双方都有利，一拍即合。滥用职权行为已经悄然地从隐秘走向公开。
4、作案手段的多样化。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为他们积累了作案“经验”。分析他们的手段大概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先与计划生育对象签订合同收取押金，然后故意放纵生育没收押金法；第二、视超计划生育不闻不问，等待罚款法；第三、搞虚假准生手续，收取手续费法；第四、降低人口抚养费征收标准，培养征收户法；第五、隐瞒少报超生人口法等等。以此达到谋取局部或个人利益的目的。
5、违法犯罪行为多发生在经济欠发达的乡镇。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在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不再觉得只有男孩才能发家致富、养老送终，女孩也照样能够做到这些。从调查结果看，经济条件好的一般不会冒着被罚得倾家荡产的危险而去硬性超生，计划生育工作做的相对较好。而经济欠发达的乡镇，由于交通地理环境和人们生育观念的差异，地方财政紧张，政府将计划生育政策视为一种自己可控的资源，加之一些计划生育干部价值观的错位，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进而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
二、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的原因
1、权力过分集中是导致犯罪的必然因素。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大权仍集中在乡镇分管领导和计划生育主任等个别人或少数人手中，因此，行贿者便将目标盯住了大权在握的主要干部，这些能拍板定音的干部，一旦经受不住诱惑，便会陷入金钱的泥潭，沦为人民的罪人。有的干部对于计划生育问题，大小事情由其说了算，对手中的权力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权力的过度集中使他们作案时有恃无恐。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滋生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2、自身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普遍文化层次较低，缺乏最起码的法制观念，受文化教育程度的局限，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滥用职权是犯罪，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多生几个孩子的事情。甚至认为“我为你办事，你交点钱，只要没有装自己腰包，有什么不可”。不明不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3、地方财政状况欠佳，被迫违法创收。多年来，对计划生育部门投入很少，有的地方财政部门一分钱不投入，甚至还向计划生育管理部门要钱。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仅仅靠罚款来运作，以至于出现计划生育干部收罚款抵工资的现象。而诸如检查、妇检、宣传等等均需要经费。这样，势必会造成一些计划生育干部为了小集体的经济利益而滥用职权。
4、落后的生育观念是滋生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犯罪的土壤。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部分仍然存在只有男孩才能发家致富、养老送终落后意识。为了生到男孩，而不惜倾家荡产的人依然还有，这给了部分计划生育干部可乘之机。
5、上级部门监管不力为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上级职能部门对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上报的申请生育的材料上级计划生育部门一般不复查，甚至存在渎职问题。这为违法者提供了可趁之机，从而滋生犯罪。
6、财务制度不规范，给了违法人员可乘之机。财务账目设置不规范，财务审批不严格，财务账目混乱，收入、支出全凭各人说了算，白条自批自支现象在计划生育部门的账上屡见不鲜。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谁收谁用，不用白不用的情况。为诱发经济犯罪提供了方便。
三、遏制预防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的对策
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破坏了国家计划生育法令和政策的实施，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切实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问题，是当务之急。
1、以人为本，加强教育。必须加强对计划生育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主要包括文化素质的教育、权力观的教育和法治教育。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包括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引导计划生育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对待权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地遵纪守法。上级计划生育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基层计划生育人员进行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所有的管理体制改革、权力制约等措施都是对职务犯罪的外部因素进行控制。要真正遏制计划生育干部职务犯罪，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消除其犯罪的内因。要经常对他们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和法律知识的普及，不断提高其政策水平、法律意识和业务素质，让其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应该服务于人民。另外，努力强化公众的法律意识，进一步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方面的有关的条例，使公众自觉地遵纪守法，让一些图谋不轨的计划生育干部失去犯罪的土壤。
2、强化制约和监督机制。完善用人机制，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减少体制本身的漏洞，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图谋不轨者想为不能为。首先，县（区）级计划生育部门要对乡(镇)计划生育人员的职责有明确的界定，并要相互制约。对下级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做到检查经常化、监督制度化。其次，加强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廉政建设要依靠群众，只要把群众动员起来了，到处就布满了警惕的眼睛，腐败分子就无处藏身了，现在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绝大部分来自群众举报的事实，充分证明群众监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探索新的新闻监督形式，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
3、完善财务制度，增加合理投入。严格财务制度，把好财务收付关口，实行收支两条线。计划生育部门按照规定的罚款要及时纳入财政国库统一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由财政按标准统一发放。对一切假公济私的行为予以严惩。与此同时，增加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的合理财政投入，解决计划生育部门经费困难问题。让他们没有必要去实施违法行为。
4、充分利用职务犯罪预防网络，加强职务犯罪预防。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也是打击职务犯罪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门机关，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计划生育干部的审计、监督。充分利用职务犯罪预防网络，加强宣传。注意发现诱发犯罪的制度管理、外部监督、思想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与有关乡镇党委、政府沟通信息，督促有关部门加强监督、完善制度，防患于未然，以法律手段推进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联 系 人：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 丁 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的批复
1985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4）法民字第10号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处理意见的请本报告及补充调查材料收悉。根据报告的材料，经研究我们认为，你院第一种意见，即将此房做为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双方共有较为妥当。希望你院在确认共有和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从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出发，多做各方工作，争取调解解决。
附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审理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中，遇到一个政策问题，由于把握不准，特请示如下：
原告吴天爵，男，66岁，宾阳县百货公司退休工人，住芦圩镇红旗街212号；黄万灵，女，69岁，宾阳县百货合作店退休工人，住新宾镇仁爱街138号，与吴天爵系叔嫂关系；被告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争讼房屋座落宾阳县新宾镇仁爱街134号铺屋（平房，面积46．25平方米、另前骑楼面积15．19平方米，总价值2751元），现是被告营业使用。
讼争房屋的基地上原有原告父亲吴惠泰（1956年去世）的房屋一排三间，门牌为134号、136号和138号，1939年136号房屋被日本飞机炸毁，134号被震塌，剩余断墙高者一米，低者几寸，138号房屋完好无损，吴惠泰家（下简称吴家）为居住安全，将炸塌的砖块在134号、136号东面断墙和134号南面断墙上垒起约2米高的垒墙，成为自家的一个院子。1947年林世布、肖其祥二人征得吴惠泰同意，在其134号基地的前座搭盖一间简易房屋作修补皮鞋铺面使用，建屋材料及资金是林、肖各投资谷子六担，购买木料、木皮、灰沙和雇工一人，并直接参加建房劳动，还使用了吴家的桁条五根和六千多块砖。建屋时就地利用吴家原来垒起来的134号南面的垒墙加高成峰山墙，拆掉134号东面垒墙，改为木板门面，另垒了西面和北面两幅墙，搭盖成一间面积约30平方米、山墙高4米、屋檐墙高2．5米，木皮天面结构的房屋。林、肖二人当年搬入使用，由于建屋时林、肖、吴三方对于使用吴家之宅基地、砖块、桁条，没有言明系租用、借用或投资，林、肖二人每年自动地给吴家一或二担谷子。1948年下半年肖被国民党征兵走后，该屋由林世布一人使用。1951年9月28日林世布立字据将该房的上盖（不含垒墙）折价20万元卖给黄玉全（字据全文：“本人目前修建新市场仁爱街27号门牌木皮屋一间，所有修建费经本街农会调解，由黄玉全补出人民币20万元。上盖即归黄玉全管业，已于1951年9月28日如数交本人收讫，今后该屋一概与本人无关，恐后纠纷，特立此条交黄玉全收执”）。吴惠泰对此无异议。于1952年1月7日吴惠泰向人民政府办理领取了该号宅基地的《房基地契证》；因为该号房屋天面不是吴家所盖，吴惠泰所以不能领取该屋的《房产契证》，而黄玉全亦因为只有该屋天面材料所有权，而砖墙却是吴家的，所以同样不能领取该号房屋的《房产契证》。黄玉全买下该屋上盖后，经营车缝业，每年照样给吴家交谷子一担。1952年黄玉全经吴惠泰同意，自行投资、投料，对该屋进行修建，添泥砖、更换木料，把原房屋升高、伸长二米，木皮盖改为瓦盖，以后每年交吴家二担谷子。1955年黄把房屋出租给新宾供销社，年租四担谷子交给黄，再由黄转交二担给吴家，1960年吴家要求该二担谷子由自己直接收取。供销社租用期间对房屋作了些修理，添砖加瓦等。1962年黄又将屋转租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年租金24元，由店方分别交吴家、黄家各一半，1966年“文革”开始后，店方以土地是国家的为理由，停止了给吴家交租，只交黄家一方的租。
1972年黄玉全要卖房屋上盖材料，吴家提出异议，责令黄将其材料拆走，最后黄玉全背着吴家于1972年4月4日立字据将该屋面全部材料折价175元卖给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立字全文：“《卖屋说明书》现将本人劳动建在新宾红卫街7号门牌的一间屋面全部材料卖给新宾镇饮食服务店，全部屋面材料是指屋瓦、桁条仁皮、门口等，不包括墙根、烧砖、泥墙。经双方同意按折旧作价，议定价格为175元，自1972年4月4日交款之日起，全部为饮食店所有。关于该屋烧砖原属吴惠泰家的，泥砖是1957年供销社租做书店时添补下去的，今后对这些烧砖、泥砖如何处理，均由饮食合作店负责”）。该字据并有新宾镇革委会财务服务组和新宾镇红卫街革委会签章。吴家获悉后，曾向黄玉全提出异议。
1979年原告吴天爵、黄万灵向宾阳县芦圩人民法庭起诉称：此屋是其家老人交钱给林世布、肖其祥买木料在其围墙基础上盖成木皮房屋，出租与林、肖二人的，属其家的房产，并要饮食店补交16年租金。被告方答辩称，此屋曾经合法手续买得，宅基地是国家的，屋属店方财产。诉讼期间，原告黄万灵于1981年1月持吴惠泰1952年领取的该号宅基地的《屋基地契证》到新宾镇地财处申请换取房屋契证，由于地财处工作失误，给予其换发了《房屋产权证》。吴家领得该房屋契证后，遂于1982年1月29日强行搬入该屋居住，并毁坏店方营业设施，拆毁灶台、洗碗池，把全部营业用具、燃材料搬出大街甚至打烂部分用具，鸣放鞭炮，给围观群众发香烟糖果等。致使店方停止营业77天。
原审宾阳县人民法院于1982年4月21日（82）民字第6号判决书认定：双方争执的地方，原告人的父亲于解放前虽建有房屋，但后来已被飞机炸塌成了基地，现在此基地上的房屋，不是原告人也不是原告人父亲所建，故该屋产权不是吴家的。判决：一、新宾镇仁爱街134号房屋属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有；二、新宾地财处发给吴天爵等人的新宾镇仁爱街134号房屋契证无效；三、吴天爵等人强行侵占该屋77天，给该店造成损失计770元，除对销原属吴家的旧火砖价值685元外，吴家还要赔偿85元。
原告吴天爵等不服第一审判决，持原诉理由上诉。
第二审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83年1月28日（83）南地法民字第2号判决书认定，上诉人说该屋是其父亲1947年建造没有事实根据；上诉人以该屋房产证为据，查新宾地财处已于1982年2月23日通知此证作废，不能作为证据，吴家给该店造成的损失应负责赔偿，属借用吴家的火砖应按价折款偿还。判决：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第一和第二项（即争议房屋属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有；新宾地财处1981年1月26日发给吴天爵等人仁爱街134号房屋契证无效）；二、撤销第三项；三、改判吴天爵等人强行侵占134号房屋造成饮食店营业损失770元和毁坏灶台等设施损失计款140元应由吴天爵等人负责赔偿；吴惠泰以前借以使用的火砖计折款661元，由饮食服务店偿还。赔偿款与偿还款相抵销，吴天爵等人应补偿饮食服务店258元。
终审判决后，饮食服务店对房屋作了较大的修理，投资千元左右。该店在买得天面产权之后，还扩建了骑楼。
吴天爵等对第二审判决仍然不服，提出申诉。我院经调第一、二审案卷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吴天爵等人所诉“该屋是1947年其父给钱林、肖建造后出租给他们的”一节，无事实根据，但是对争讼房屋产权的认定，有如下意见：
一、林世布1951年言明将该屋上盖（不含垒墙）卖给黄玉全，以及黄玉全1972年将天面材料卖给饮食店，手续清楚，言明买卖关系应承认其有效，但卖天面材料不等于卖房屋，房屋是由吴家的宅基地（产权当年系吴家所有）、砖块（其中有一幅墙是吴家原来所垒）和黄玉全的天面材料所构成，按价值吴家比黄家价值高数倍，虽未言明共建，但实际上是房屋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原建房屋应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各占一半产权。调解解决由吴家将产权部分折价归饮食店所有。
二、1939年吴家原屋被炸毁后，长期不建筑上盖，当时仅剩下很矮的残墙，已属宅基地，不是房屋，是别人借用地基、出劳力，利用原来的砖块搭盖了简易之木皮屋，原交租也是属于交地租，后林世布转卖黄家，再经黄家出资改建为砖墙，瓦面结构房屋，吴家没有投资，也没有言明为共有，因此，房屋产权不应吴家所有；但当时搭盖木皮房屋及黄家改造时均系用原来被飞机炸毁房屋剩下的砖块，因此，应承认原砖块是属于吴家的。
三、承认宅基地原属于吴家所有，但新宪法已宣布城镇所有土地属国家所有，因此，该宅基地产权已归国家。当前吴家已有房屋居住（即136号和138号两间房屋以及134号后座还有一片宅基地），饮食服务店无铺屋营业，该店又经正式手续买得天面，砖墙是由黄家请工砌成，不能承认吴家所说是其家房屋，只承认吴家是建筑材料（即砖块），所以房屋产权应属饮食服务店，由该店补给吴家的砖钱。
我院本着第一点意见精神于今年5月28日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并于6月到当地试行调解，饮食店可以接受房屋产权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各占一半的意见。并要求以1500元价格买下吴家产权部分。而且对原属吴家所有的砖块予以折价补偿。可是吴家仍然坚持房屋产权完全属其所有，店方可将其天面材料拆走，拒绝调解。
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政策性强，特此请示。
1984年8月24日
附二：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调查情况的补充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法院民庭（84）民他字第15号函收悉。关于要求补充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的有关情况，我们已到当地再次作了调查，现将情况补充报告如下：
一、关于1947年在搭盖简易房屋时，林世布、肖其祥与吴惠泰没有言明是租用、借用或投资，但当时是怎样说的，有否约定？
经反复向林世布、肖其祥调查，林、肖两人均说，在搭盖该房屋前和后，都未与吴惠泰协商过什么协议、合同、约定或立什么字据等之类的东西，不但他们两人没有提出条件，而且吴惠泰也始终没有提出过任何条件。据林、肖提供称，他们两人是在吴家邻居的一家皮鞋厂打工，与吴惠泰往来关系较好，当时社会有些动荡，皮鞋厂因生意冷淡而解雇了他们，为寻找生活，见吴家有两块空屋地长期不建筑，而吴惠泰又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两人交谈决定一起去问吴惠泰，说：“五叔（吴惠泰）我们想在你的这块空屋地上搭一间小屋作修补皮鞋用，找两餐饭食，得不得？”吴惠泰即满口答应：“得呀！得呀！搭就搭啦！”就这样，他们立即在两三天内买完材料，五、六天时间就把房屋搭盖起来了。
二、关于1952年黄玉全经吴惠泰同意对该屋进行修建，当时有否约定，是怎么具体商量的问题。
经查，黄玉全对该屋进行修建系经征求吴惠泰同意的，但是双方并没有约定；只是黄玉全讲明把屋扩建之后每年增加一担谷的租。黄玉全具体是这样讲的：“我对吴惠泰说，我嫌此屋太小太矮，杉木皮做天顶，经不起大雨和暴日晒，居住很热很难受的，我想在有钱时买点瓦片，给我在此地再往内伸长些，以后每年增加一担谷租。吴惠泰说你修就修吧。我修建好以后，每年就交两担租谷给吴惠泰，他也不提出什么”。
三、1951年林世布将该房屋的上盖卖与黄玉全，并注明不含垒墙，这里的房盖指的是什么，包括哪些结构？
经再次查对林世布、肖其祥和黄玉全，林世布说：房屋是用杉树皮盖顶的，约用二十条桁条，椽子是用小杉木做的，全部是杉树皮盖顶，没有瓦盖，我所卖给黄玉全的上盖材料是指杉树皮、桁条、椽子和门板（约十块）。
肖其祥讲：“我们搭屋共用去十八条桁条，用杉木树皮盖屋顶（用竹片来夹），用小竹子做椽子，树皮当瓦顶，门是用几块板合做成拖龙门。砖墙砖柱全部用吴家的”。
黄玉全说：“林世布卖给我的房屋上盖是指桁条、椽子、门板、盖屋顶的杉树皮。不包括砖墙”。
四、黄玉全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立《卖屋说明书》讲明屋面材料是指屋瓦、桁条、仁皮、门口等，其中仁皮具体是指什么？
经查黄玉全说，他所写的仁皮就是指椽子。
五、按规定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买置房屋是否要经政府批准？该批准权由哪一级政府主管？
我们走访了自治区城建局房产管理处、宾阳县财政局、宾阳县税务局、宾阳县财政局新宾镇地财处等房地产管理部门和查找有关规定，国家没有专门关于集体单位不得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的规定，也没有规定集体单位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由哪一级政府批准。广西和宾阳县人民政府也没有类似规定。解放以来，广西和宾阳县对于集体单位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须办理的手续，与人民群众间私有房屋买卖须办理之手续相同。即：第一、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分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分证明；第二、私有房屋必须是无所有权纠纷；第三、买、卖房屋当事人自愿商定合理价格，订立买卖契约并经所在街道居民委员会或农村生产大队审查同意；第四、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房产转移手续。
按上述规定，查黄玉全出卖该房屋时，未持有该号房屋所有权证，据黄玉全说：“土改时，房屋换发新契时，我当时认为这间房屋不是我的，所以我不理睬，没有去办理房屋契证，因我考虑到自己每年还要交租给吴惠泰，所以我一贯都认为这房屋不是我自己的，房屋的砖是吴家的，我自己只有天面材料”。黄玉全卖该屋天面材料给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虽经所在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店方之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但黄玉全是背着吴家出卖的，吴家事前事后都对此提出异议。店方购买之后，至1980年因新宾镇房管部门停止办理私有房屋买卖产权转移手续，店方未能办理到房屋产权证，1980年房管部门恢复办理手续后，店方前往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由于吴家提出异议而不能办理，1983年11月2日店方持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3）南地法民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到宾阳县新宾地财处办理了该屋的所有权证。
以上仅就来函所提问题作补充调查报告。现随报告报上案卷三宗，请审查批示。
1985年1月4日
